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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二度找上了蔡东藩，是要把这文教事业往上再推进一层楼——邵希雍的下一个出版计划是《中等论说文范》。
当是时，蔡东藩并没有立刻答应，以后见之明视之，很可能在那个节骨眼儿上，蔡氏已经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也就是《历朝通俗演义》中的第一部：《清史通俗演义》。
邵希雍不死心，三顾茅庐，请他务必花些时间属稿。
他刚刚才开始写，就传来了重大的消息：武昌革命成功了！
一个新的时代在眼前展开。
很多人来不及参与其缔造，甚至来不及讴歌其成功。
但是来不及往往是桩好事——蔡东藩在这本《中等论说文范》的弁言里如此写道：“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
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
……夫我申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蔡东藩的写作事业初与邵希雍相绾合，而邵早故，于是这事业就转而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动。
会文堂是一个务实的出版社，看准了新式、旧式教育在衔接期间会有一段漫长的磨合时期。
究竟什么是国民应该具备的普遍教养？什么又是才人得以专攻的精进学问？这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一直是关心教育大业之人都在摸索的问题。
会文堂于是和蔡东藩商量：如何能透过市场的主导，奠定一个基本文化能力的培养方向。
从蔡东藩主持、编纂的书籍可知，他并不特别注重“四库”
“百科”
那样庞大的知识输送结构，从刚下手编写的《写信必读》《楹联大全》《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可以看出，他亦不注重流传了一二千年的载道问学之义，所关心的反而是更简明、切近的实用之学——在生活中能够应用的文字知识。
在他看来，当前的文史教养不外两端，一是“优孟学”
，一是“盲瞽学”
。
所谓“优孟”
，还算是文雅的贬词，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老师宿儒教导之下，孩童不过是模仿唐、宋诸大家的腔调，咿唔鹦鹉，摭拾之无，到头来还是求媚于王公权贵的一种文字。
对于新文学所寄生的新媒介，蔡东藩也没有好评。
他对民国以后“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
的学生又是如何议论的呢？“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
这就是所谓的“盲瞽之学”
——换言之，也就是街头走唱卖艺之流亚而已。
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始自《清史通俗演义》，根据其孙蔡福源的追记，这部书在一开始与会文堂新记书局洽谈出版的时候曾经“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
，似乎与当时文化界的两股思想主流有关。
蔡福源的论证是以两个蔡东藩身侧之人的看法作骨干的：一个叫李马鉴的邻居，是满清遗老，主张此书应该“为君主制度招魂”
；另一个叫沈幼贡的友人则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反清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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