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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章士钊随后又发表了《国民党与国家》的文章，已然无助于客观真理之揭露。
这一番驳火，堪称是民国成立以后，头一次在大众媒体上掀起“政府不等同于国家”
的辩论。
此一举国瞩目的辩论显然为章士钊带来了莫大的冲击。
他在陈独秀入狱一年以后，被推举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直到对日抗战军兴，仍然居住在上海租借区中，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却因之而与唯一能在日本占领势力之下得以保留社会影响力的杜月笙越走越近。
纵然侵华日寇之焰甚炽，他所关心向往的，并非如何在军事上制敌，却仍然是如何健全自己国家的政治伦理。
一场章士钊并未参与、结果也并未成功的政治暗杀，使得刚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八月的华兴会遭到破获。
行刺案的凶手万福华显然是为了报复事主王之春（时任广西巡抚）在前一年的十月平定了广西柳直发动的一次革命党起义。
王之春命大，逃过一劫，立刻辞官致仕，归隐于湖南衡阳，且在两年之后过世。
章士钊身陷囹圄四十天，除了留下“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
的尴尬豪语，还可能为他在革命议题上带来极深刻的反省。
对于这一段历史，一般多盛称日后献身反袁、发起护国运动的蔡锷——正是蔡锷冒风雪奔赴泰兴，求得知县龙璋之奥援，由龙璋出面，向上海当局保证，才让黄兴、张继和章氏兄弟等人逃解牢狱之灾的。
不过，章士钊从此放下极端暴力手段的革命路线，甚至坚决不参加任何政党，应与王之春案有关。
从某一方面来看，王之春和参与营救章士钊等人的龙璋一样，并不是市井传言之中那种袍袖龙钟、翘靴摇辫的蠹吏。
他们和章士钊都是湖南同乡，虽然三个人并没有交集，但是王之春曾经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使俄国，归来之后，上了也堪称是“变法”
的条陈，具体提出关于铁路、军制、变通科学、造就人才、筹款项、重工商、开矿务以及办交涉的主张；是首倡“华洋合办”
的新派人物。
他也曾参与、主导了和法国商订密约，与俄、德联手发动了一场国际干涉，阻断日本独占辽东半岛的阴谋。
王之春过世（1906）一年之后，龙璋也辞官归里，但仍以乡绅的身份，积极为兴办学堂、瓷业、轮汽船公司以及组织商会、农会而任事——说他是努力从实业上打造新中国则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三个互不相识的湖南老乡却围绕着一场行刺案，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个是革命党人对立面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受牵连而心系革命的知识青年，一个是周旋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具有进步思维的帝国官僚，他们之间的几个错身，并无一晤之缘，最后却具现于章士钊一人的觉悟和改变之上。
由于龙璋的援救而脱狱之后，章士钊随即潜往日本，还当选了留日湖南学生会职员长——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社团职务；主要的工作是反对日本藉辞取缔清朝留日学生的压迫行为。
同盟会就是在这一压迫的背景之下成立的。
当时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严密控管学生写信、发电文等对外联系，并规范留学生必须随时接受调查、限制住居；此举非但没有促成同盟会进一步的团结，反而导致乌合之众的潜质毕露，几乎酿成进一步的崩解。
此时，和章士钊共患难已久的狱友黄兴隶属于早先“华兴会”
的派系，章太炎则属于以江浙人为骨干的“光复会”
，孙文、胡汉民等广东同乡则是“兴中会”
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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