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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得敬先礼贤，继承前人，把这些符号弄清楚，才敢说创造。”
他在入印文字上下过很大功夫，古代有关篆字的各种器物：两周钟鼎器，先秦的石鼓、绎山，汉代缪篆石刻及清人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篆书他无所不临。
为记住篆字造形，他曾临写《说文》十遍。
后来他不但能把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写下来，弄清古文字中形、音、义的关系，还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他在1972年遇到了一位文字学方面的高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
当时张先生刚从牛棚中放出来，他就拜其为师，张先生介绍给他的学术著作是王国维著的《观堂集林》，并且告诉他说：“一个篆刻家，既要是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还要是一个文字学家。”
从此，他跟随张先生师法清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王筠、朱骏声及王国维，用了十年时间来研究古文字考据学。
他还弄清了先秦各国古文字的来龙去脉。
这为他以后步入全国印坛之林奠定了深厚基础。
但是他说，他只愿意做印人，做书画鉴定家，不愿意做专门的古文字学家。
他研究古文字只是为篆刻打基础，起码不要写错字。
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专门发表《篆刻中篆字错写问题》的论文。
其专著《名石治印》中，他对其所刻印的每一个字，都要考证出来龙去脉。
我说：“同是艺术，人家张艺谋搞奥运开幕式，运动上万人，何等风光；你戴一副老花镜，伏案雕虫凿米，怎耐得这种寂寞？”
他说：“艺术不分高低，学问只要精深。
只要钻进去，就其乐无穷。
篆刻这一脉源远流长，永续不断就是明证。
再说，现代艺术也离不开传统，奥运会取篆刻作徽标就是最好的例证。”
李元茂追根溯源，在研刻中国古代印章上下了大功夫。
他用半透明的日本美浓纸蒙在印蜕上，仔细摹写。
刻了又磨，磨了又刻，足足刻了两千方汉印。
他又对明代以后的流派印进行摹刻，凡是见到样式奇特的印式，或某书画家、鉴藏家的印鉴他都要特别仔细地摹刻下来。
后来他觉美浓纸的透明程度还不够满意，就用刻蜡版用的蜡纸加油烟墨、肥皂水，进行摹写，他用这种方法又摹刻了明清流派印与名家姓名印千余方。
1966年**开始，全国都在喊“毛主席万寿无疆”
，他萌发了刻百寿印的想法，到处搜集古今关于寿字的资料，共收集了五百余个单独寿字，又将每方寿字印用他所涉猎过的印式刻出来，几乎每一方印都有不同的章法和刀法变化，终于在1968年夏天刻成了《百寿印存》组印。
随着形势的变化，万寿无疆口号的退去，他从治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庞大的组印，总感到是徒有其形，不得其神，便下狠心将其全部磨掉。
1977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对华旅游开始，篆刻有了新用场。
李元茂也开始忙于为外国友人治印、创作书法作品。
这时他又想到了重新创作刻治百寿组印，这距离第一次创作已过了十年的时间，终于他在1978年第二次刻就了《百寿印存》。
百寿印拓出来后，在友谊商店很是畅销，日本友人争相购买，有时一个旅游团人手一幅。
随着百寿印名气的增大，他的名气也走出国门。
1982年，中国新闻代表团就携带元茂的两件《百寿印存》赴朝鲜，作为金日成七十大寿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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