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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愿望。
而在死亡已发生之后，责备作为一种反应完全是针对这种潜意识愿望的。
差不多在每一个对某个人产生强烈情感依恋（emotionalattat）的事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柔情蜜意的背后，在潜意识中，隐藏着敌意（hostility）。
这是人类情感矛盾的经典性例证，或曰原型（prototype）。
这种矛盾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之中；正常情况下，它不至于强烈到引起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强迫性自责。
但是，在素质中积累多了，它就会在我们与至爱之人的关系中，在事实上人们鲜知难料的地方，明确地体现出来。
因此，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假设：这种原发性情感矛盾的大量存在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有关塔布的讨论中，我常常为了对比而提到这种倾向。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动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人们的观念中，新死的人的灵魂会变成恶魔，活着的人因此感到有必要以塔布来保护自己，防范恶魔的敌视。
让我们设想，原始民族的情感生活也正是以一定程度的矛盾现象为特征的，而这种矛盾现象与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强迫症患者身上所发现的矛盾现象是不相上下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那些未开化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居丧之后，为何要对类似于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自我责备在潜意识中流露出的那种敌意，做出防范性反应。
然而，不同的原始民族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在潜意识中以对死者之死感到满足的形式而痛苦地感受到的敌意。
对敌视的防御形式是，将它移置到敌视的对象上，即移置到死人身上。
这种在正常的和病态的精神生活中都很常见的防御过程，叫作“投射”
（proje）。
因此，活着的人否认自己曾对所爱的死者心怀敌意，倒是死者的亡灵怀有这种敌意，并且在居丧期内始终都在伺机害人。
尽管未亡人通过投射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但是他的情感反应却显露出惩罚和懊悔的特征。
这是因为他本身成了恐惧的对象，要自我否定并受到限制，当然这一切已部分地被乔装打扮成针对满怀敌意的恶魔的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因此再一次看到，塔布是在矛盾情感态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和其他塔布一样，附着于死人的塔布是经由对所发生的死亡的有意识的哀痛和潜意识的满足这二者之间的对抗而产生。
既然这就是亡灵怨恨的根源，那么亡灵生前那些最亲近的未亡人自然也就最害怕它了。
在这一方面，塔布禁制也和神经症症状一样，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就其限制性特征而言，它们是哀悼的表达方式：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泄露了自己企图掩饰的、已被伪装成自我防御的对死者的敌意。
我们早已了解到，有些塔布是经由对**的恐惧而产生的。
死人是无助的。
这一事实必然会成为对活人的一种鼓励，促使他放松对自己的强烈的敌视情绪的控制。
因此，这种**必须由禁忌加以遏制。
韦斯特马克坚持认为，未开化人们并不区分暴力致死与自然死亡。
他是正确的。
从潜意识思维的观点来看，自然死亡的人仍被视为遭到了谋害：邪恶的欲望杀死了他。
任何人只要对有关亲人（父母或兄弟姐妹）死亡的梦的来源和意义做一番探究，就能够使自己确信，做梦者、儿童和未开化的人对死者都持有一种共同的态度--一种以情感矛盾为基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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