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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犹太人的更深远动机起源于最遥远的过去的年代；它们在这些民族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而且我打算发现它们最初是不可置信的。
我大胆地断言，该民族宣称自己是上帝父亲的初生子，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即使在今天，其他民族对这种说法的忌妒也还没有消失，仿佛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似的。
另外，犹太人使自己置身其外的那些风俗，那种割礼的风俗给人留下了讨厌而又离奇的印象。
毫无疑问，这种风俗可以解释为，使人想起了可怕的阉割，以及人们乐意忘却的那些与之相伴随的原始的过去。
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原因中最新近的一种动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如今擅长仇恨犹太人的所有那些民族只是在以后的历史时代中才成为基督教徒的，常常是在血腥的强迫下才被迫接受的。
人们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勉强受洗的”
。
在基督教这层薄薄的外表之下，他们仍然保留着其祖先崇拜野蛮的多神教时的东西。
他们还没有忘却对强加给他们的这种新宗教的怨恨，但是，他们把这种怨恨发泄到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根源。
福音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犹太人之中，而且事实上只表现犹太人的故事，这个事实使他们更容易产生这种移置作用。
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归根结底是对基督教的仇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两种一神教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相互敌视中得到如此明显的表现，对此我们无须感到惊讶。
（五）困难
或许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事，我已成功地使神经症过程和宗教事件之间的类比得以确立，从而表明了出人意料的宗教事件的起源。
在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在性质和重要性方面都不同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其他例子并未予以说明。
我必须抱歉地承认，我无法给出比这个例子更多的例子，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这项研究。
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或许可以补充说，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化了的重复，它是模仿犹太教而出现的。
确实，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初看来是想为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犹太教。
那个伟大的原始父亲的再现格外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获得了伟大的、世界性的成功，但他们的自信心也在成功中消耗殆尽了。
与耶和华相比，真主安拉表现出更感谢他所选定的人民。
但是，这个新宗教的内部发展不久便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它缺少那种深度，这种深度曾使犹太人杀害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
东方的各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宗教，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过去很早的重建阶段，它们便止步不前了。
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认一个最高的神就是他们宗教的唯一内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为宗教发展中的一种萎缩症（atrophy），并且把它和在另一个领域中所观察到的、无数的初期神经症病例联系起来。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事情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们。
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这些民族的个人才能，他们的活动方向以及他们所处的一般的社会状况。
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则，那就是满足于解释面前实际发生的事，而不是寻求解释尚未发生的事。
这种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第二个困难则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了一个具有基本性质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作用的传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个体身上这个问题是由潜意识中存在的过去的记忆痕迹来解决的。
我们不妨回到我们的历史实例中来。
我们已经把卡代什的妥协归因于从埃及归来的那些人中所流传下来的强有力的传说。
这种情况已不存在问题。
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传说是以口头交流的意识记忆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存活下来的人从只间隔两三代的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而这些前辈亲自参与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那些事件。
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相信在以后的世纪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吗？--这种传说是否仍然有其根据，是否能正常地由祖父辈传给孙子辈？因为在早期时代中，我们还不清楚保留这种知识并通过口头话语把它传播出去的人究竟是谁这是根本无法说清楚的。
根据塞林的看法，关于摩西被杀的传说总是在祭司们的掌握之中，直到最后它才在文字中得到表现，正是这种文字表述才使塞林能够发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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