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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最初为本书选定的题目是DasUngluderKultur（《文明中的不幸》）；但是后来“Ungluck”
（不幸）被改为“Unbehagen”
（不适）——这个词很难选取一个英文同义词，尽管可以使用法文的“malaise”
（不适）。
弗洛伊德在写给他的著作的译者利维尔夫人（Mrs.Riviere）的一封信中建议译作《人类在文明中的不便》（Man’sDisfortinCivilization）；但正是利维尔夫人自己发现了解决这个困难的理想方法，最后采纳了本题目。
本书的主题——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一些心理学著作。
因此，1897年5月31日，他写信给弗利斯（Flies），“**（i）是反社会的，文明的责任就在于逐步地抛弃它”
（弗洛伊德，1950a，手稿14）；一年之后，在一篇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的论文中，他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我们的文明应该为神经衰弱（henia）负责。”
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中，他似乎并没有把压抑（repression）视为完全受外部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性学三论》（1905d）中，他谈到了“文明和性欲目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相悖关系”
（标准版，第7卷，第242页），但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他对为抵御在潜伏期（thelatencyperiod）出现的性本能的抑制（dam）做了如下评论：“从文明化的儿童身上，人们往往得到一种印象，这些抑制的建立是教育的产物，而且毫无疑问，教育与此大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这种发展是受器官（anically）决定的，是遗传（heredity）所固有的，而且有时根本无需教育（edu）的任何帮助它就能出现。”
（同上，第177~178页）。
有一种“器质性压抑”
（anicrepression）的观念为文明铺设了道路——这个观念在第四章开始和末尾（第99页以下和第105页以下）处的两个很长的脚注中得到了扩展——可以把它追溯到同一早期阶段。
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他常常猜想，“有某种器质性的因素在压抑中起作用”
（弗洛伊德，1950a，信75）。
正是在这些脚注的意义上，他继续指出，采取直立的姿势，用视觉取代嗅觉作为主要感觉，是导致压抑的重要因素。
在1897年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对同一种观点做了更早的提示（同上，信55）。
在弗洛伊德已出版的著作中，在本书之前唯一提到这些观点的是在《对“鼠人”
的分析（RatMan）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47~248页）的一篇短文中，以及在《爱情心理学》（1912d，同上，第11卷，第189页）的第二篇论文中一个较小的段落里。
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弗洛伊德早期对这一主题所做的最长的讨论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他对文明的更深刻的内在根源进行分析。
他的《“文明的”
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文明的限制是一种无中生有地强加于人的东西。
但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研究，导致他得出超我（super—ego）的假设，并且认为超我起源于个体最早期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之前，对于内外部影响在这些限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确实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评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这样大一部分篇幅（特别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所关注的是进一步探讨和澄清罪疚感（se）的实质，而且弗洛伊德（在第134页）宣称，他的“意图是把罪疚感视为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
。
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成为本著作的第二个较重要的问题（尽管它们事实上都不只是一个方面）——破坏本能（destru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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