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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已破坏了本文的结构；但却忠实地符合我的意图，即把罪疚感描述为文化进化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说明文明进步的代价是通过提高罪疚感而丧失幸福来付出的。
在这个说明中听起来还有令人疑惑不解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全部研究中最后的结论，可能归之于罪疚感所具有的和我们的意识的那种相当独特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
在我们认为很正常的悔恨的一般情况下，这种罪疚感显然能被意识所接受；的确，我们已经习惯于用“罪疚意识”
（essofguilt）来代替“罪疚感”
。
在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对了解正常人很有价值的线索，在这方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非常矛盾的事态。
在这些疾病中有一种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neurosis），罪疚感使它在意识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它还控制着临床表现和病人的生活，几乎不允许任何其他东西和它同时出现。
但是，在大多数其他案例和形式的神经症里，罪疚感仍然是完全潜意识的，但无论如何都未能使其重要作用减少。
当我们把一种“潜意识罪疚感”
归之于他们时，我们的病人并不相信我们的话；为了使病人更容易理解，我们只好解释说，罪疚感有一种在潜意识中寻求惩罚的需要。
但是，我们不可过高地估价罪疚感和形成神经症的联系；即使在强迫性神经症里，有些人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罪疚感，或者只是把它看作一种使痛苦的不安或一种焦虑，除非能阻止他们从事某些活动。
我们应该能最终了解这些事情的；但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行。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很高兴地说明，罪疚感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焦虑的一个心理地形学变种；罪疚感在后期和害怕超我完全一致了。
再者，焦虑和意识的关系具有同样非凡的变化特点。
在某些情况下一切症状的背后总有焦虑：然而有时候焦虑又深入到意识中去，用它的吵闹掩盖住一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焦虑把自己藏匿得如此严实，致使我们被迫称之为潜意识焦虑——或者，假如我们想有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更纯洁的良心，因为焦虑最初只是一种情感一种可能发生焦虑的情感。
因此很有可能，文明所产生的罪疚感并不是这样被感受到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或者作为一种寻求其他动机的不适（malaise）或不满。
不管怎么说，不同的宗教都绝没有忽略力量罪疚感在文明中所起的作用。
再者，——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未曾考虑过的——这些宗教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把人类从这种罪疚感（它们称之为罪孽）中拯救出来。
从基督教借以获得这种拯救的方式中——通过牺牲某一个人的死，这个人把大家共同犯的罪都加在他自己身上——我们就能推论出，由于什么原因而获得了这种最初的罪疚感，这种情况也是文明的开端。
更精确地探讨某些词汇的意义，如“超我”
、“良心”
、“罪疚感”
、“惩罚的需要”
、“悔恨”
，这虽然不是一种很重要的事，但也不是多余的，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或许常常不太严格和互相代用。
这些词汇都和同样的事态有关，但都表示事态不同的方面。
超我是一个心理上的结构，我们已经推断了它的存在。
良心是一种功能，在所有的功能中，我们把它归之于超我；它的作用是监视和判断自我的活动和意图，行使稽查员（sorship）的功能。
罪疚感，即超我的严酷性，是像良心的严酷性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自我所具有的以这种方式被观察到的知觉，是自我对在它自己的努力和超我的要求之间那种紧张的评价；对那个批评性机构的害怕（归根结底是对全部关系的害怕），对惩罚的需要，就是自我方面的一种本能的表现，自我已经在施虐狂的超我影响下变成了受虐狂；就是说，它是表现在自我中的内部破坏性本能的一部分，用来形成对超我的一种性依恋。
在我们能够证实超我之前，我们不应该谈论良心；至于罪疚感，我们必须承认，它在超我之前，也就是在良心之前就产生了。
那时这种罪疚感直接表现出对外部权威的恐惧，承认自我和这个外部权威之间的紧张。
它是需要得到这个权威的爱和趋向本能满足之间的那种冲突的直接派生物，对它的抑制会引起攻击性倾向。
罪疚感的这两种不同层次的重叠——一个是对外部权威的害怕，另一个是对内部权威的害怕——是把一种说法强加于另一种说法之上，才使我们对良心关系的洞察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阻挠。
悔恨是在罪疚感的一种特殊形式下表示自我反应的一个一般的术语；它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的形式包含着属于焦虑的那些感觉材料，这种焦虑在罪疚感后面起作用；它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可能还包括惩罚的需要；因此，悔恨也可能比良心更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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