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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我们的研究期间一度曾使我们困惑的那些矛盾，将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我们说，一方面罪疚感是未遂攻击性行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正是在其历史的开端，也就是在杀害父亲的情况下——罪疚感则是实施了攻击行动的结果［第131页］。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克服这个困难的方法。
因为内部权威（即超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情境。
在此之前，罪疚感是和悔恨一致的。
（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观察到，“悔恨”
一词是为实际施行了一次攻击性活动之后的反应做准备的。
）以后，无所不知的超我就使企图攻击和实施攻击之间的区别失去了作用。
因此，不仅实际上采取暴力行动能引起罪疚感（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就是采取暴力行动的意图也能引起一种罪疚感（正如精神分析所发现的那样）。
不必考虑在心理学情境中发生的变化，在矛盾心理中产生的冲突——在两种主要本能之间的冲突，留下了同样的结果［第132页］。
我们试图在这里为罪疚感和意识之间的多变关系问题寻找一种解决办法。
可以认为，由于干了坏事而感到悔恨的罪疚感必定总是有意识的，而起源于邪恶冲动知觉的罪疚感则可能是潜意识的。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强迫性神经症就对它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第二个矛盾涉及到攻击性能量，我们设想超我就具有这种能量。
根据一种观点，这种能量只是属于外部权威的惩罚性能量的继续，并且在心理的内部保持着活力［第123页］；而根据另一种观点。
则恰恰相反，它是由自己的没有被使用过的攻击性能量组成的，攻击性能量现在针对的是这个起抑制作用的权威。
第一种观点似乎和罪疚感的历史更一致，第二种观点则和它的理论相一致。
更彻底的思考已经几乎完全解决了这个显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两者来说，都作为基本的和共同的因素而保留下来的，是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着手处理的已经转入内部的攻击性。
另外，临床观察确实允许我们区分属于超我的攻击性的这两种根源；在任何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一种根源都可以起更主要的作用，但它们通常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我认为这里应该认真考虑我以前作为一种临时设想而提出的那个观点了。
在最近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人们已经显示出对这个观点的偏爱，即任何一种使本能满足受阻，或使它受到挫折都会引起罪疚感的提高，或者可能会这样。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攻击本能，我相信这就会极大地简化这个理论，人们也将很难反驳这个假设。
那么，罪疚感的提高会取代未实现的性的欲望，对此我们将怎样做出动力学和实际的解释呢？这肯定只能以迂回的方式进行——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对性满足的阻挠会引起对那个阻挠满足的人发起攻击，于是，这种攻击倾向本身又会反过来受到压制。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毕竟只是通过被压制和转移给超我而变成了罪疚感的攻击性。
如果我们把精神分析关于罪疚感起源的发现局限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容许人们做出更简单的和更清楚的解释。
临床材料的观察在这里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的假设，这两类本能几乎不能以纯粹的形式相互独立地出现；但是，对极端案例的研究很可能会在我所期望的方面表现出来。
我想通过把它应用于压抑过程，而把我们的第一种好处从这个更有限的观点中提取出来。
如我们所知，神经症的症状实质上是对未实现的性愿望的替代满足。
在我们的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或许每一种神经症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潜意识罪疚感，罪疚感又反过来通过把它用作一种惩罚而强化了这些症状。
现在我们要对下面的主张做一种似乎合理的阐述。
当一种本能的倾向受到压抑时，它的力比多成分就会变成症状，它的攻击成分就会变成一种罪疚感，即使这个主张只是近似接近真理，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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