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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
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通过暗示所取得的治疗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医院里才能实现，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却毫无结果。
我同他有过几次深受启发的谈话，并且答应把他的两部关于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著作译成德文。
在1886年到1891年这一期间，我没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也几乎没发表什么文章。
我忙于确立我当医生的这一新的职业中的信誉，并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扩展的家庭的物质生活。
189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儿童大脑麻痹的研究论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OskarRie）博士合写的。
同年，我收到为一部医学百科全书撰稿的邀请，这使我对失语症的理论进行了研究。
当时，这一理论被韦尔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所统治。
他们片面地强调定位说。
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纯理论性的书：《关于失语症的理论》（1891）。
但是，接下来，我必须向大家说明，科学研究为什么再一次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
二
我必须补充解释一下刚才说过的情况：除了催眠性暗示以外，我从一开始还以另一种方式来运用催眠术。
我用催眠术向病人询问其症状的起因；这方面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中常常讲得极不完整，要不就干脆不讲。
这个方法不仅比单纯的暗示性的要求或禁止似乎有效得多，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因为，医生毕竟拥有对他以单调的暗示程序竭力消除的症状的病因加以了解的权利。
我达到这一不同程序的过程如下所述。
还是在布吕克的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Breuer）博士。
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而且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他已出版了好几本有长久价值的关于呼吸生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的著作。
他智力超群，比我大14岁。
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一有困难他便赶来援助。
我们逐渐习惯于分享彼此的全部科学兴趣。
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当然是我。
后来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
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甚至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跟我谈过一个癔症病例。
在1880年到1882年之间，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对她进行了治疗，这种方法使他得以对于癔症症状的起因和意义有了深入的了解。
而这时，让内的著作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布洛伊尔反复向我读了病历的片断。
我当时有一种印象：他所叙述的情况比以前的任何观察都更接近于对神经症的理解。
当我到达巴黎时，我决定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我也确实告诉了他。
可是这位权威人物对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并不感兴趣，我也就再也没提此事，任其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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