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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男性抗议”
（mase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
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
。
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
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
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
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
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
毫无损伤。
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
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
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
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
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
（gainfromillness）和“遁入疾病”
（flightinto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
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
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
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von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
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
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
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
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
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
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
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
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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