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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
这亦是无可如何的事。
怎样说法家之学，是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一）裁抑贵族，以铲除封建势力。
（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
这两个条件，秦国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当时，毕竟是最能实行的，所以卒并天下。
致秦国于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学的。
法家之学的法字，是个大名。
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
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
《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两子中，亦有其理论。
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
这确是法家的特色。
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
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
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
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
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
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
（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
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
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
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
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欲以致太平。
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兴太平指文学士言。
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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