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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目前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说，还无实质性的突破。
鉴于此，刘师培研究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
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在于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姑且不论其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和宣扬无政府主义所做的大量工作，仅就其思想与学术而言，其所达到的深广度不仅独步一时，即使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仍相当深刻，仍有汲取和借鉴的必要，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研究，并在价值系统上予以阐释。
可以说，作为成体系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缺少刘师培这一环是不完整的。
要想改进我们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必须把这一环完整补上，而且还需在研究中纠正错讹，扫除以往因政治文化评价的偏差而蒙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尘埃。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刘师培研究中可发掘出较大的文化意义，有益于当今的学术文化建设。
因刘氏四世传经，是“扬州学派”
的殿军、国学大师，但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到他那里却未再沿老路走下去，而是与西学相交融，开始了学术转型，走上了现代道路。
当然这非刘师培一个人的功绩，而是包括他在内的一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共同开辟的道路。
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一端连着中国古典学术，一端连着西学新知，两端交汇，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
显然，在这些学者中，刘师培是最不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最少的一位。
实则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以整体代个案，将刘师培作为个案剖析，凸显其在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建树，不惟使我们能清晰地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历程，而且对于今天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亦具有特殊意义。
总之，刘师培研究尤其刘师培思想、学术之研究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并力求在今天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思考
前述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刘师培研究带来较大影响，致使该研究进行得不太充分，但并非说这方面一点成就也没有，只是相对而言其成果与刘师培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不相称。
实则早在民国年间，刘师培去世不久，对他的研究就已开始了。
时至今日，某些领域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1920年，刘师培刚刚去世，日本学者小岛祐马便发表了《刘师培之学》一文，[2]拉开了学术界探讨刘师培的序幕。
从此直到40年代末，有关刘师培的论述基本停留在对其遗著进行整理和情况介绍阶段，还谈不到深入细致的学术讨论，只是开启一些研究方向。
作为第一篇系统介绍刘师培学术的文章，《刘师培之学》从刘氏生平写起，追溯了刘氏学术的渊源“扬州学派”
和其家学，继而论述了刘氏的国粹主义学术活动和学术涉猎的广泛性，并重点谈了刘的经学研究成就。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尽管粗浅，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文中以较大篇幅强调的“扬州学派”
学风对刘师培学术的影响和刘之学术乃“通儒之学”
的提法，是相当有见地的。
遗憾的是，此文反响寥寥，继起之作几无，直到1937年钱玄同编定《刘申叔先生遗书》并为之作序，[3]才把对刘师培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收入刘师培著作74种，其中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除一些论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及个别佚文外，可说是网罗殆尽，极大地方便了学术界的刘师培研究。
钱玄同为该书所作之序非常精到，成为这一时期论述刘师培的最佳著述。
该序文把刘氏置于时代大环境下予以论说，认为刘氏是始于1884年的学术思想革新时代里国故研究新运动的12位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著述所及，主要有政治思想、论古今学术思想、论小学、论经学、校释群书等方面，这些著述“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
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4]。
该文虽属概括，但影响甚大，最关键的是，文中的见解，开辟了刘师培研究的各个渠道，使后人有章可循，即可以沿着这些渠道，分门别类地深入探讨刘氏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
不仅如此，钱玄同编制的《左盦年表》和《左盦著述系年》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另外，《遗书》前所载陈钟凡、刘富曾、尹炎武、蔡元培所作之刘师培《行述》、《墓志铭》、《外传》、《事略》等文以及丁惟汾、张继、汪东、黎锦熙、南桂馨等人的序文也颇有参考价值，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皆称许刘师培之学术造诣，说他“于学无所不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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