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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
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
[27]同时对惠栋和戴震都推崇，学术思想受二人影响极大。
他治学范围比较广泛，“经传诸史，旁逮医药种树之书，靡不观览。
复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
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问而切究之”
。
[28]他的著述不是很多，主要有《述学》、《广陵通典》、《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国语校文》、《旧学蓄疑》等，皆非卷帙浩繁的大著述，但这些著作门庭开阔，与当时专守一书、专攻一艺之学者所著截然不同。
他还以其在经，史、子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和新颖见解校勘《仪礼》、《尔雅》、《荀子》、《墨子》等古籍，成就斐然。
在为文方面，更是宏丽渊雅，非当时朴学家们所易学步。
故而时人对他相当推崇，王念孙称其“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挈其纲维”
，[29]阮元誉其“孤秀独出，凌轹一时。
心贯九流，口敝万卷。
鸿文崇论，上拟汉唐”
。
[30]
焦循（1763—1820），扬州甘泉人，少时聪颖好学，成年后亦尚经术，与阮元齐名。
焦循博闻强记，每遇一书，必穷其源，所以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究，治学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尤以治《易》闻名，因从其曾祖开始，焦家世传《易》学，故专精《周易》。
其主要著作有《易章句》、《易图略》、《易通释》、《论语补疏》、《周易补疏》、《尚书补疏》、《毛诗补疏》、《春秋补疏》、《礼记补疏》、《孟子正义》、《论语通释》、《释弧》、《释轮》、《雕菰楼集》等，焦循学问之广博，由此可见一斑，故阮元为之作传时称其为“通儒”
，认为其学问“精深博大”
。
[31]不仅如此，焦循还是扬州学者中哲学思想最丰富的一个。
在这方面，他公开以私淑戴震自任，曾一再表示“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
，[32]他也自觉继承戴震的义理之学，对理欲、性情等问题多所阐发，时有精辟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哲学思想。
阮元（1764—1849），祖籍扬州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
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如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组织人力编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刻《十三经注疏》；在广东立学海堂，刻《皇清经解》。
他自身也从未放弃学术研究，幼时便从乡儒学，略通经史，涉猎百家。
成年后与江藩、凌廷堪、焦循、孙星衍等学者交为益友，相互质疑辩难。
入京中进士后，又得以向前辈大家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等问学，从而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并继承了由王念孙上溯至戴震的皖派治学精神与方法，使之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发展和成熟。
他治学的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尽管“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
。
[33]其主要著述有《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诗书古训》、《曾子注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畴人传》、《揅经室集》等，这些著作反映出阮元在经史、小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均具有很高的水平。
正由于阮元在比较广泛的学术领域里有精深造诣，加之他所处之位置和所从事之学术活动皆有巨大影响，故后人对他评价极高，誉之为“乾嘉学派的殿军”
，[34]“扬州学派中的领袖”
。
[35]
从上述“扬州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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