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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来看,扬州学者之治学在深、广两个向度上均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既精且博,绝非累世守一先生之言或缘词生训之朴学者可比。
不仅主要代表如此,“扬州学派”
其他代表人物的治学也大略如此,足见这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
这一学术所代表之学风,张舜徽先生曾准确地归纳为“能见其大,能观其通”
,[36]或可直接概括为“通”
(“扬州之学最通”
)。
所谓“通”
,“首先体现在推广了求知的领域”
。
[37]与不少乾嘉学者仅钻研几部重要经传,连常见的史书都极少阅读的情形相比,扬州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确实极其开阔,这已如前述。
其次,对待学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运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突破传注重围,不从事声气标榜并肯承认自身短处等,也是这一学风的具体体现。
不过,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概括贵“通”
的扬州学风的关键意义所在,必须把这一学风与“扬州学派”
的基本特色——兼容并包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兼容并包与求同存异还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具体到“扬州学派”
,它一方面指包容不同的学科门类和不同的观点、方法,将其融会贯通,如汪中所做熔铸各科、疏明大例的工作,阮元长于归纳,焦循长于演绎,两不相废。
另一方面指打破门户。
清儒治学,最讲门户,扬州学者极不满于此,[38]如焦循就竭力反对考据、汉学、宋学这一类名目,很想**除这些狭隘名词,使学者不囿于门户,不执于一端;阮元也表现出折中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
实则打破门户与融会贯通是相辅相成的。
进而言之,这两者的结合才是对扬州学风——“通”
的最好解释,也是此一学风的精髓和真正意义所在。
[1]参见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张舜徽:《扬州学记自序》,见《讱庵学术讲论集》,71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3]据《汉语大词典》和《辞海》。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6、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5]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255页。
[7]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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