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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
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
依此思路，清末学术出现中西交融之势乃属必然。
因前已言及，当时在朝在野之士基本都承认西学先进，有必要向其学习，而中国固有文化又相对衰微，那么要兴学，只有借助于西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与中国固有学术相激相**，相融相合，才能走出困境，达到目的，进而实现兴学背后最根本的关怀。
当然，这些都是笼统言之。
仅就刘师培这一个体而言，他生逢这一时代，自然会与其他知识者感同身受，有共同的现实关怀，难脱时代大势的制约。
更何况刘师培少年时代在家乡时便读过含反满情绪的《扬州十日记》、刘宝楠《胜朝殉扬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以及王夫之的著作，并在20岁前写出《扬民却虏录》、《读船山丛书札记》等，表露出自己的反满意识。
[4]可见其素怀救国之志。
这种出于满汉华夷之辨的救国之志也许很狭隘，但易于与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因清政府无可救药，当时反满也便是救国。
刘氏在离开家乡到上海后迅即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等革命爱国组织的行动，是其对自身救国主张的政治实践。
不过就本质而言，刘氏毕竟是个书生，更擅长于学术救国，所以，他一登上学术舞台，便在中西交融方面多所建树。
这既是时代潮流使然，也与他一贯的志向相符。
二、扬州地域特点与考据学的先天优势
西学进入中国，从时间上来说是步步深入，从空间上来说也是层层递进。
最早接受西学的是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由此向内地辐射，渐渐地上海超过其他城市，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5]上海周围的江浙地区，由于得地利，在接受西学方面便也开风气之先。
扬州地近上海，学术文化素来发达，而且有接纳外来人才和风气开放的传统，[6]故而在接受西学上能紧随上海之后。
“扬州学派”
在学术上主会通之旨，有兼容并包之风，实与扬州的开放气氛密不可分，反过来，这种学风也对接纳西学极为有利。
在西学未至之时，所谓兼容并包是兼采吴、皖乃至今文经学之长，在西学已成潮流并凸显强大威力的时候，兼容并包顺理成章地便也兼采西学之长。
可以说，“扬州学派”
的生命力正在这里。
另外，包括扬州在内的江浙地区之所以成为西学传播中心，也与该地区学人的学问特色密切相关。
所谓清代考据学，其倡导者和实行者以江浙学人为主，“实际上，江浙学人在使清初的儒学义理从核心地位变成从属于考据手段时，就已不断创造着能与西学器技之道相吻合的制度化因素”
[7]。
梁启超认为，考据学者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
。
[8]也许梁氏的这一说法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有牵强之处，但应承认他毕竟看到了考据学与义理之学的差别所在，所谓“科学精神”
一语如在广义上用，确也是考据学的特色，仅此而言，便存在与西学接轨的可能。
考据学的另一特征是专门化。
“考证学者认为这些专门学科是施展考证方法，处理各种具体学术问题的天地，如地理相对于天文学。”
[9]专门化也恰恰是近代西学的特征，它促使西方学术由专精而深入。
对于中西学术交融来说，这又是一个可能的契合点。
考据学者通行的研究方式是作札记，札记体著作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
表面看来，这只是个著述体裁问题，细细考索，并非如此简单，实则亦对接受西学有益处，诚如有学者所言：
江浙学人治经方式从“语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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