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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札记体”
的转变，表明其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考据方法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对“道”
的追求被框限在了极其严格的学术阐释过程之内，而无法进行自由的发挥。
这正是科学能够在中国逐步制度化的先决条件之一。
因为西学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成分，在融入中国文化结构的内部时，必须尽量避免与非西方的基因文化成分，如中国的道德伦理观等因素发生正面交锋。
其渗透过程也需要中国本土文化的配合与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江浙考据运动使一些中国道德抽象观念融入了实证的过程，实际上为科学的制度化扫清了异质文化有可能构成的重大障碍。
[10]
总之，江浙学人所擅长的考据学在与西学交融方面有先天优势。
作为江浙学人中的一员，刘师培出身扬州经学世家，自幼对家学耳濡目染，浸**于扬州学风之中，且生逢西学东渐时代，比父祖辈更多一层遭遇，故而国学、西学在其身上交汇，乃属必然。
有人曾说，刘氏少年在扬州时“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
。
[11]目前虽已很难查考刘氏当时读了哪些“东西洋哲学”
书籍，但考虑到扬州处在接受西学的核心地域，以及他1903年20岁来上海时已撰有《小学发微》而且在上海迅即与林獬共撰《中国民约精义》的情况，可推测他在扬州时必已读过与天演进化有关的著作和卢梭的著作，因《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
，[12]《中国民约精义》则是参考卢梭《民约论》之作。
前已述及，“扬州学派”
兼容并包之风在刘师培的国学研究中已充分体现，那么在这西学东渐的时代里，刘氏兼容和接受西学便是这一学风顺理成章的延伸，若再与当时已风行的学术潮流如经子贯通结合起来考察，更可看出这一学风和刘氏本人包容西学的特点是合乎当时逻辑的。
按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分类，西学内容除部分可纳入经、史两部外，大多可纳入子部之中。
自汪中大倡子学以来，经子贯通渐渐蔚为风气，清末且有子学复兴之举。
由是学人大多有兼容经、子之部为一体的通达眼光，这本身便为将他们眼里以子部为主的西学纳入中学系统中来设定了观念前提。
刘师培从来便推崇汪中，读书、治学涉猎广泛，横跨四部，有此视野，在读“内典道藏”
时“旁及东西洋哲学”
，自是自然之事。
当然，刘师培之关注和接纳西学，从最根本的学理因素上讲，在于其所承继之考据学具有与西学接轨的先天优势，如刘氏在交融中西学术时，将中国古典学术按西学标准分类，力图从中体现出专门化的科学精神。
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所受的考据学训练密不可分，已由此凸显出考据学的专门化特征。
这已涉及他是如何接纳西学并将中西学术相交融的，此处暂不多谈。
三、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变迁
晚清国运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者，纷纷谋求救亡图存之道，制度变迁由此提上日程。
读书人所最关切的，除学术救国外，便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强国，于是变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他们看来，已维持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是禁锢人才的制度，要想培育强国之才，必须破除旧制，取法西方，变科举以兴学校，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所言：
故夫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13]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14]
变科举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废试八股文，改变考试内容。
1902年，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是首次废试八股文的科考，考试内容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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