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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
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
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
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
总之，种种事实说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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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学术史在清末民初勃兴并成为显学已为事实，那么值得深思的便是：何以学术史在此时勃兴？什么因素使得学术史成为显学？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从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学术发展大势或曰发展逻辑中找答案。
二、学术史勃兴之缘由（1）：兴学以救国
前已述及，清末的中国，对于有识之士来说，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学者们在引述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
之说以立论时，较普遍地认为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
这样的认识，与当时学术史得以勃兴息息相关。
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向为读书人所关注，但从未像清末之时提升到那样的高度。
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
，“其学术则其神经也”
，[6]故学术为立国之本。
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
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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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议论，是以文化承担为职志、以学问为依归的读书人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的自然反应，也是其继承往圣先贤之道而形成的终极关怀之体现，尽管这里有受斯宾塞理论影响的成分在内。
[8]直到进入民国后的1919年，王国维仍言：“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
[9]王国维此时这样说，固然与其政治立场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讲，却是表达了视学术为国之生命和己之生命的读书人的共同心声。
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学术救国”
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前台。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呼吁：
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
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
此理不明，丧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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