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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
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
[4]
关于清学源于宋学的看法，早在清代中叶业已出现，章学诚即持此论。
他认为考据学的奠基人顾炎武、阎若璩都是朱熹的第五代传人，戴震的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
。
[5]嘉道时，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严分汉宋学之界限。
龚自珍致书商榷，批评其“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
，认为“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
。
[6]龚自珍之后，著名学者陈澧、朱一新也有类似看法。
[7]这些先于刘师培的论述在当时广为士林所知，想必会对刘氏产生一定影响。
但可贵的是，刘氏关于清学由来的主张却并非袭用先人成说，而是有自己的独创。
他眼里的清学鼻祖是宋代王伯厚（应麟），而非章学诚等盛推的朱熹，尽管他也极推崇朱熹，[8]认为朱学“崇义理而兼崇考证”
，[9]但并未将其与清学联系起来。
虽然在章学诚看来，王伯厚也属于朱熹传人系统，[10]但王为清学鼻祖不等于朱为清学鼻祖，刘师培所注意的是王“博极群书，掇拾丛残”
，开清考据学之先河，而非其理学层面上的建树。
实际上，与宋学相较，刘氏强调更多的倒是明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而这是前人所不大注意的。
除从学术渊源上考察清学由来外，刘师培也从学术士节相关联的角度，通过对明儒与清儒的比较，看考据学如何走上学术前台。
他认为“明人多行”
而“清人多病”
，具体来说：
明庭虽屈辱臣节，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略存嫴直之风。
及考其学术，大抵疏于考古，切于通今，略于观书，勤于讲学。
释褐之士，莫不娴习典章，通达国政，展布蕴蓄，不贰后王。
或以学植躬，勇于信道，尊义轻利，以圣自期。
……若夫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为归，或假借经世之说，以钓声名，则固明代所无也。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
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
盖士之朴者，惟知诵习帖括，以期弋获。
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汩于无形。
加以廉耻道丧，清议**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
由是儒之名目贱，而所治之学亦异。
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学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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