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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中西学术简单比附的做法固然浅薄，疏漏之处甚多，但却具有相当重要的“范式”
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民国迄于今天的大量思想史、哲学史论著率多以西学概念和分科体系概括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很难说不是沿着刘师培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前行。
诚然刘氏多数学术史论著并未按西学分类，对他而言这仅是个尝试，不过这恰恰说明他正站在中国新旧学术的交替处，循着旧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接受西学新知，以推进中国学术的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其有多少缺失，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3]
总结和评估古典学术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这方面，先于刘师培的黄宗羲、江藩等人和与刘氏同时代的皮锡瑞等人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却无人引入西学作为参照系以中西学术相比较的方式回溯中国的学术史，首先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刘师培。
之所以如此说，在于此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虽也有用西学证中学之时，但远不及刘氏之作系统和深入。
在《訄书》重订本中，章太炎曾指出：
《易》之为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凡百事物，皆模效肤理，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
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
（案：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
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
……）[4]
此类中西学比附之论，颇为精彩，但书中仅寥寥几处，零散而不系统。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
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唯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依此原则，他对先秦以下中国学术与西学相较而概括之，认为：
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
欧洲以外更不必论。
）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
[5]
对中西学术思想的这种全景式鸟瞰虽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过于笼统，缺乏深入细致的学理探析。
相对而言，唯有刘师培的中西学术比较之作在系统性和深入性上略胜一筹。
一方面刘的论著在类别上涉及古典学术的各个领域，在时间段限上虽以先秦、两汉为主，但对两汉以后的论述也有相当的中西学比较成分；另一方面刘的论著时有真知灼见，并以深厚的学理依据为基础，如前已提及的道家之学“乃社会学之归纳派”
，阴阳家之学“乃社会学之分析派”
，儒家之政法学不圆满，不及墨家，等等。
可以这样说，用中西学相较、相融的方式撰著学术史，当时以刘师培的成就为最大。
自然，说刘师培这方面的努力较为系统深入，只是相对而言，今天看来，其中有牵强附会的肤浅之处乃在所难免。
不过尽管如此，亦不妨碍我们肯定刘师培通过中西学术比较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历史功绩。
二、先秦、汉宋学术的新创见
在回顾和总结先秦、汉宋学术时，刘师培颇多独到见解，其中最有创造性亦即最具特色的见解为诸子出于史官论和不能仅以考据、义理截然分离汉宋两学，宋学义理源于汉学。
《汉书·艺文志》有言：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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