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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称为九流之学。
此说本于刘歆《七略》，是诸子之学出于王官之论的基本依据，这一论点在近代居统治地位，如胡适所言：“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
[6]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国故论衡》等著作中多申此论。
《诸子学略说》发表于1906年9、10月出版的《国粹学报》第20、21期，文中以上引《汉书·艺文志》之言为据详论之，其特出部分在结论所言：
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与章太炎的坚守刘歆之说相比，刘师培之《古学出于史官论》虽亦本之《汉书·艺文志》，但其所得之结论更具突破性，即：
九流学术皆原于史，匪仅道德一家。
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
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
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
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
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
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之官，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
[7]
在这里，刘师培发挥其考据学之长，以简明而又坚实的证据论证了己之所见，语虽扼要但殊少纰漏，个别地方虽显偏激，但亦言之成理。
之所以这样说，乃因周代之时，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以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
他们的职掌如此宽泛，自然旁及所谓九流所出之官管辖的领域。
这也说明当时“史”
之包罗万象，非后世科学界定之“历史学”
一语所能涵盖。
从学术史视角观察，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发展为出于史官，在当时是刘师培的独创，具有学术原创意义，而且刘氏此论是发表在1905年2月的《国粹学报》创刊号上，比之卓有影响的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早发表一年半，这亦可见出刘氏所具的学术创造力。
[8]当今研究史官文化者，应从这里得到许多启示。
另外，视九流诸子同出于史官，儒家亦为其中之一，与其余诸子并无尊卑之别，这体现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平等观念，在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革命性质。
[9]
明末清初以来，汉学渐盛，乾嘉时达于极致，与此同时，宋学在学者中一再受到贬斥。
区分汉宋两学的标准则为考据与义理，这几为所有学者认同，一些学者甚至把汉宋两学截然分离开来，强调两学的对立。
江藩就认为：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
……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10]
皮锡瑞也说：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宋人）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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