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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盛期（相当于“征实派”
）、蜕分期或衰落期（相当于“虚诬派”
）来概括，[37]但比之刘师培的同类见解已晚了十三年，此可见出刘之见解的生命力。
[38]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刘师培视清代汉学为走下坡路的学问，也与他对清代汉学评价不高有关，非尽出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
他曾通过对清儒与明儒的比较，看汉学如何走上学术前台，其结论是“明人多行”
而“清人多病”
，“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39]故清儒放弃了明儒经世之学而群趋“求是之学”
（汉学）。
尽管他也承认清儒这样做有当时文网太密等客观因素促成，但从学术士节相关联的角度看，总觉清儒士节有亏，因而他对由此而来的汉学评价有限。
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士节，自然与他素所秉持的反满兴汉的民族主义立场相关，有了这一基本立场，论学时也不能完全忘情于此。
虽然透过民族主义论学非刘师培独创，乃是国粹派学者的共同趋向，但刘氏在其间居主导地位，故这一点亦可视作刘氏总结清学的特色之一。
（三）关于戴震
众所周知，戴震在清代思想、学术史上占有关键性地位。
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学者对他的阐扬密不可分。
在这方面，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功。
钱穆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
；[40]侯外庐指出，章太炎《检论》、《释戴》等“启发了近人研究东原的学术”
。
[41]从时间上看，钱穆之说颇有道理。
从1900年的《学隐》，[42]到1904年的《清儒》，[43]章太炎确是近代学者中最早阐发戴震之学的。
不过这一阐发过于简略，且《学隐》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文章，全文借题发挥，以魏源攻击戴震等乾嘉考据学者的话为由头，斥责魏源媚清，目的却是在斥责康有为等媚清；《清儒》则非专论戴震之文，只是在纵论清代学术时简要表彰了戴震及其后学，并对吴、皖两学之分际有精辟考论。
也就是说，章太炎在近代只是开论戴震之先声，但未及深论。
真正对戴震之学作出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与估价，从而推动了戴学复兴的，是继之而起的刘师培。
1905年至1907年间，刘师培通过《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一系列专论或通论性著述，系统地阐释了戴震之学，使戴学面貌一下子清晰起来，为后人研究戴学开辟了道路。
与之相较，章太炎最主要的论戴著作《释戴》作于1910年，其他一些有关论述也都是在刘师培之后。
可以说，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
遗憾的是，现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著作大都看不到刘师培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把目光盯在章太炎身上。
在清代学者和学派中，刘师培最推崇的便是戴震和皖派。
他自承“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
[44]，认为戴震之学“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
[45]。
相对而言，顾炎武、惠栋、王念孙、引之父子等清代考据学的中坚人物都未受到这样的重视和得到类似评价。
至于皖派，刘师培通过对清代考据学者的比较，以独标其长。
他曾说过：
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
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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