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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见解则反映在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一文中，如前所述，他把清代汉学分为四个时期：怀疑、征实、丛缀、虚诬。
刘之分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各个时期的学术风格与特色，而相对不太注重时间划分，甚至有共时色彩。
大体言之，怀疑时期（“怀疑派”
）为顺康之交，是汉学萌芽期；征实时期（“征实派”
）为皖、吴二派兴盛之期，应主要指乾嘉时；丛缀时期（“丛缀派”
）为承乾嘉余绪、不得不事丛缀之学之期，应指嘉道及其后；虚诬时期（“虚诬派”
）指的是今文学兴起之期，亦为嘉道及其后。
上述四人对清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互有异同，这既体现在学科范围的宽狭上，又体现在具体时段的认定及对各段的评价上。
在学科范围上，梁启超显然是以整个清学为范围，章太炎、皮锡瑞、刘师培则以清学之主体汉学（亦可言经学或考据学）为范围。
[32]实则这种表面上的不同没有多大意义，梁启超也不能离开清学主体谈分期，核心问题还是一个，这从他们对具体时段划分的比较一致上即可看出。
大体上，他们都认为乾隆时是汉学（古文经学）大盛的关键时期，此前为汉学萌芽期；除章太炎外（章未细论清学分期，其说过于笼统），梁启超、皮锡瑞、刘师培也都承认嘉道以后是今文学崛起之期，梁启超只是又强调了光绪时的诸子学之兴。
可以说，无论将清学划为3个阶段还是4个阶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也是最能显示刘师培在这一问题上的特色的是对各个阶段的评价上。
总体而言，作为今文家的皮锡瑞和在今文学熏陶下成长的梁启超对清学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他们皆认为清学越向前发展，主题就越古老，所谓“学愈进而愈古”
，“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
。
并视此为进步的表现，予以较高评价：
义愈推而愈高……一变而至于道；
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
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
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
[33]
以今文家视角观察清学进程，自然觉得它是向前行进的，嘉道以后今文学崛起更是学术向上发展的表现，或可说今文学以及康有为所倡对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之探究[34]是清学达到的最高阶段。
与之相反，刘师培对清学的变迁历程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即认为每况愈下，愈发展愈走向末路，
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
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
[35]
这种看法，自然与刘氏以古文经学家的眼光估价清学息息相关。
对他而言，古文经学一步步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嘉道后崛起，并非标志学术的进步，而是表明清代汉学在走下坡路，由“怀疑”
走向“虚诬”
。
平心而论，如果去除古文经学家的偏见，即视今文学为“虚诬派”
而加以否定的立场，刘师培关于清代汉学发展阶段的这一见解倒是合乎学术思潮兴衰的内在逻辑，就像他自己所总结的：
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
[36]
这里以治国作比喻，说明汉学由开拓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带有某种必然的逻辑发展，是符合一般学术发展进程的，具有较普遍的意义。
梁启超1920年撰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对清学的变迁历程亦以启蒙期（相当于刘师培所言“怀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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