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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仅是一个面相，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
为“集体自觉”
的类似催化作用。
戴季陶曾说，在1919年这一年里，中国人从个人、地方到民族、国家，都觉悟到“孤立生活不能适应新环境”
，于是产生“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
，其意义“就是表示离开孤立生活向共同生活的希望，就是打破孤立生活创造共同生活的努力”
。
从“孤立生活”
到“共同生活”
，颇类从“个人嗜好”
到“集体自觉”
，均体现出一种思想的群体性，正是五四带来的大变。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同时，五四前倾向世界的“集体自觉”
在时间的长久和认同范围的广度两方面恐怕都超过了倾向个人的，故民族主义对前者的冲击效果的确不如对后者那么明显快捷。
在“后五四”
的几年中，“前五四”
的一些要素虽可见中断和转移，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延续。
五四运动确实掀起了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压倒了此前一度得到伸张的个人主义；虽有少数倾向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不时提及“个人”
，就整体而言，侧重个人的倾向从此淡出中国思想界，迄今亦然。
但在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由于章太炎所说的“超人超国”
（超越于民族和国家）倾向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波涛盖过世界主义基本呈现为阶段性的，且要到稍晚才逐渐明显，至少在五四后好几年里，此前达到**的面向世界取向仍在持续。
张太雷在1924年就说，五四运动之后，以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方面”
，却忽视了有人又在提倡东方文化。
他强调，“世界文化是整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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