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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西方的是更进步的”
；东方文化要逐渐赶上西方文化，“以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
。
故应有针对性地提倡社会主义，使青年学生树立“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
。
但他同时注意到，一些青年虽能脱离中国旧思想，却“不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
，结果“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
且不论张太雷的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性。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主张用超人超国的社会主义来体现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以纠正反传统努力的衰歇；同时又从超人超国的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仍在，看来此前那种“个人”
与“世界”
并重的倾向仍有所延续。
这些复杂的关联互动现象正揭示出五四运动后“世界”
也出现了某种分裂：以前曾是近义词甚或同义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在已变成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了。
无独有偶，“民族主义”
也出现类似的诡论性分裂和对立：提倡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鼓吹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虽有学理上的歧异，从西文看其思想资源来自同一个“主义”
，那时却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简言之，五四前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倾向甚强，故其在五四后的余波仍相当有力。
这一显明的现象过去多视而不见，或因我们的史学太追求简洁明快、边界清晰的叙事和定性分析，对历史的丰富性强调不足。
前者可能如陈寅恪所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相反，那种反映处于竞争中的不同面相、让更多当事人“说话”
的多面化论著，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或许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原刊《南方周末》，200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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