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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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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史者都知道，与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资料极其丰富，即使很小的题目也几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穷尽。
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1]，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针对今日史学界读原始材料不够认真的风气，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
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
尽管如此，就整体倾向而言，对档案材料的重视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论著中是否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往往是“评审”
者一个重要的评判依据，一些学人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档案崇拜”
情结，几乎到了无档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
在充分确认档案重要性的前提下，还应认识到档案中也可以包括并且实际包括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成分。
[2]档案本身的产生及其得以保存下来，并不像许多档案“崇拜”
者所设想的那样“客观”
；且不说档案创制者和保存者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档案的“主观性”
，就是各种偶然因素无意中的影响，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档案材料的“客观性”
。
若进一步深入考察，档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论第一手还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种“故事”
的陈述。
孟子曾提出一种“论其世”
以“知其人”
的解读古人言说方法（《孟子·万章下》），从这一视角看，陈述出的“故事”
本身之真伪（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陈述的“本事”
）是一问题，产生“故事”
这一文本的语境，同一“故事”
的多种陈述，以及任何类型的“故事讲述者”
怎样讲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事真伪之外的内容。
[3]
例如，民国前期报纸对当时各类具体事情的报道，其“真实”
程度或接近“真实”
的程度相当参差不齐。
[4]但任何事件的“真相”
本蕴含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从“故事讲述者”
怎样讲述故事这一视角看，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本非“事实真相”
的二手叙述，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事”
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事”
大致怎样，与第一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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