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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
且“论世知人”
一法本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论世”
与“知人”
两者带有互补意味：不仅“知人”
需要“论世”
，且“知人”
本身也有助于“论世”
。
故在进一步扩充史料时，除更加注重档案之外的各种报章杂志外，还应尽量使用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更可能带有个人“主观性”
的史料。
有一点应该是无疑的，即对每一个体的了解应能增强我们对这些人所处时代的整体了解。
说到日记，过去相对看重各类重要人物的记述，实则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
或虽为上层而在我们历史记忆中已被淡化者的个人记述，更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在近代西潮冲击之前，日记在中国本是一种带“创作”
意味的思想和学术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记其实是作为“著述”
在撰写。
因此，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往往是有意写给人看的，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越是“人生得意”
之人，这类味道越重。
但中下层士人的日记常经历着一个从“为人”
过渡到“为己”
的进程，盖士人在少年时代多具有鹏程万里的梦想，那时的日记多半接近“著述”
，正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
；若到中年而尚未得志，少时的梦想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则日增。
故对史学研究而言，这类日记的价值有时反而非一般专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
不过，随着西潮威力的增强，受其影响较大者，特别是那些留学之人，其日记中“为己”
的成分就可能多于“为人”
的成分（这也仅是大概言之，如少年就暴得大名也最“爱惜羽毛”
的胡适，就两者兼具）。
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清华的张彭春，曾留学美国，其社会地位在有名无名之间（但在一般中外历史叙述中基本属于“失忆”
的人物），他的日记就偏于“为己”
，较多直抒胸臆的成分，不像是专为给他人阅读所写（日记中有时文字尚不算很通畅，也未见修改，或可为一旁证）。
现在已知尚存的张彭春日记为1923—1925年一段时间的，他自己定名为《日程草案》[5]，稍带“工作日记”
之意，记载与其担任清华教务主任的职务相关的内容较多，也包括不少有关教育的目的、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怎样办大学等更宏观的内容。
那时张彭春刚届而立之年，他对国是、社会以及学术研究的发展等方面的兴趣相当广泛，其日记除了直接提供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具体信息（例如1925年清华校长更易时各方的竞争，就有相当数量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还常常可以印证当年思想、学术与政治的许多倾向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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