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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何伟亚指出：这一带有特定含义的“主权平等”
外交话语恰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产物，并随欧洲扩张的进程抵达中国。
其实，关于主权平等国家互通外交的观念本身在欧洲也不过刚刚兴起于马嘎尔尼访华前，且尚未完全成形。
据英国著名外交家和外交学家尼科尔森（HaroldNi）的研究，直到马嘎尔尼访华后的1796年，与马嘎尔尼同属“文学俱乐部”
的思想家柏克才成为英国第一个用“外交”
（diplomacy）这一词汇来指谓“管理或处理国际关系”
事宜之人。
[29]故严格地说，与“差序包容天下观”
相对立的“主权平等外交观”
在那时仍是一个“发展中”
的变量，而非已完全确立的准则。
与其说马嘎尔尼将“自然化了的（欧洲）霸权话语”
带到中国，毋宁说他的访华本身是完成这一“霸权话语”
所象征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环节。
无论如何，是马嘎尔尼使华让后来称为“主权平等外交观”
的欧洲扩张行为方式与同样带有扩张性的清朝帝国建立在“差序包容”
天下观基础上的对外礼仪相遇。
由于“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产生权力关系”
而并非“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礼仪对中西双方都非常重要，同样有象征意义。
在18世纪末的欧洲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中，相互尊重主权和国与国间的平等正是通过仪式来确认及达成的（76页）。
所以，双方都不想做出太多让步而想使对方就范：马嘎尔尼想让中国官员按欧洲外交规矩行事，而中国人却想让马嘎尔尼叩头。
“对满清的统治者来说，高下之分乃是通过复杂的对话来实现的，通过这些对话的持续运作，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
而在英国那种被自然化了而且正在自然化的话语中，高下之分体现了行为者的内在本质，是其本性的外在表现”
（212页）。
这里所谓的“对话”
包括从上奏通报、进贡、叩拜、赏赐等一整套仪式性程序，马嘎尔尼却一直提出进行欧洲外交常用的谈判（谈判不成则可能意味着动武）。
对“谈判”
这一新事物，清官员始终看不出其必要性何在，在马嘎尔尼看来这正体现出对理性的“抵御”
。
何伟亚认为，礼仪（包括书写下来的文本和具体实行过程）更多是一种充满权力运作的“政治话语”
，而不一定是什么反映“文化”
特征的表述。
故英国派驻使臣的要求未能获准“并非跨文化间相互误解的问题，而是由于清廷官员未能适当地安排（礼仪）程序而导致的失败”
（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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