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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中英交往中，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敕谕在西方是广为人知的文献，但几乎一直被误读（程度内容有不同）。
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2年就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时，［西人］才能理解中国”
。
研究马嘎尔尼使团最深入的中国学者朱雍在这一点上不幸与多数西人相同，他到20世纪80年代末仍明确说，“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乾隆帝的敕谕乃“是外交上的一桩笑话”
。
[30]这正是何伟亚希望纠正的：在“现代眼光”
里可笑的敕谕，如果从乾隆时代的眼光来看，或者就不一定可笑了。
何伟亚成功地指出：广为引用的乾隆帝（后来并逐步扩大到此后相当时期里的清政府甚至大多数中国人）对“先进技术”
的抵拒，是一种现代（应注意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现代”
）式的误读；乾隆帝在说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
一语时，针对的是“礼物”
而不是“生产礼物的技术及知识”
（何伟亚甚至认为这一长段语句更多是具体针对马嘎尔尼对礼物的夸大）。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卫周安（JoannaWaley-）于1993年已撰文指出：关于中国对西方18世纪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的观念，是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才产生于西方，并被史家投射回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解释之中。
[31]何伟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长期（虽然更多是无意中）影响中外学者的问题。
应注意的是，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嘎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
换言之，近代象征西方“先进”
或“优越”
的“船坚炮利”
，那时基本不存在。
故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实力大致相当，即使在技术层面，通常认知中“现代西方”
与“传统中国”
那样的对立性区别也还不明显（只要查一下一般的自然科学年表，即可知马嘎尔尼访华时“西方科学之先进”
不过尚在形成之中）。
不过，何伟亚对乾隆帝随后对贸易的明显同样心态似乎太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
后者证明，天朝“不贵奇巧”
实不无四川话所谓“提虚劲”
的意思，热河行宫中已藏有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足以使马嘎尔尼自愧不如的奇巧物件（它们碰巧都非中国所生产）本身就充分说明其实天朝还是欣赏这些礼品的。
正如朱雍已指出的，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一类“话语”
在整个乾隆朝不断重复出现。
[32]这样，何伟亚试图表明乾隆帝的敕谕更多是具体针对马嘎尔尼使团而不是阐述一般的外交原则（两者其实不矛盾），似不十分站得住脚。
但何伟亚有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乾隆帝（以及中国官员）的眼里，对外贸易不只是涉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的经济行为，恐怕更多是一种政治、社会或文化行为（194～195页，按清代粤海关由内务府管辖，这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还是政治需要，仍需考察，很可能两者皆在清帝考虑之中）。
乾隆帝给英王敕谕及给中国官员的许多上谕中屡述关于对外贸易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过去都视为一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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