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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由魏建功、朱自清等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派专家共同编出一个大学一年级通用的《国文选目》，其中周秦两汉的占一半，唐代以后仅占四分之一稍强。
朱光潜就认为所选太古而不切实用，因为这是针对全体大一学生而非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后者倒应多读经史诸子，不能学近代西方只读“文学”
书。
朱氏主张学荀子的“法后王”
取向，最好选清季民初章士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字，若一定选文言文也以多选唐宋以后的为好；因为秦汉文章“大半绝对不可模仿，比较易模仿的还是唐宋以后的文章”
，更能起到实际的示范作用而“便于初学”
。
朱先生最后所说的“示范”
作用其实是这类选本或选读书目最应考虑的功能，可惜这一重要观念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
我所在的历史系设有“中外史学名著导读”
一课，其所开列的中国书籍是从《左传》到《资治通鉴》（似乎此后中国便无“史学名著”
？），而西方史籍虽下限的实际年代更晚但倾向类似，并要求读吉本《罗马衰亡史》的英文原本。
《资治通鉴》及更早的中国史著中的精义如果真能领会，对治史当然极有裨益；吉本及更早的西方史著亦然。
但这样的名著经过怎样的“导读”
才能对今日的学生研究历史有实际的帮助？有多大的实际帮助？甚至目前各大学是否有足够的教师能将往昔史义转化到当下即能感染学生的程度，我还真有点怀疑。
且吉本的文采虽好，让学生读相当于我们乾嘉时代的英文是否有利于今日的学术“走向世界”
，也还可议。
这一课程的选目（特别是中国史籍）当然决非敝系独创，而是在各大学通行了至少几十年了。
其所选书除了带有“好古”
倾向外，还反映出一种只图顺手而不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的心态。
这两者又是结合在一起的：朱自清自己就说，“重古的选本有长久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
。
其实，如果放弃经典即古典的观念，20世纪的中西史学都不乏“名著”
，而且它们显然更具备“示范”
的功能。
不过因为没有多少现成的“传统”
，选起来的确会不那么顺手。
但我们这些大学老师还是可以多为学生着想，多选用白话或当代外语写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为范本，以对学生起到实际的启发和示范作用，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所要求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学术研究和表述方式。
这就是我建议弃“近代”
而重“现代”
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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