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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史学论文和专著通常都遵循原因、过程、结果、意义（或评价）这样一种四步论式。
在20世纪后期多数中国学术刊物对论文字数的限制到万字以下时[2]，还要照顾叙述的完整性，便造成今日我们史学表述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空论甚多而实证甚少。
而且这一因特定时空的影响从“论文”
形式产生出的特点正日益波及“专著”
，各类充满“语不惊人死不休”
特色的标新立异专著已到举目可见的程度，近日我们一些主流史学刊物突然发表不少“打假”
书评便是明显的旁证（最近学界已有出现王海一类“打假英雄”
的势头，以我们学术刊物版面的珍贵和低劣出版物泛滥的悬殊比例，我个人认为正面提倡比负面批评更合乎今日的学术“国情”
）。
表述出来的研究成果只是今日史学状况的一个面相，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同样是可参考的另一重要面相。
我不知道纪霖兄所在的上海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是否已转而注重“乾嘉传统”
（我颇怀疑，因该系另有一些我认识的人，比如萧功秦兄，也如纪霖兄一样不欣赏“乾嘉”
取向），从我所在的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看，不幸情形仍与纪霖兄所见相反。
川大历史系原本是以实证（非纪霖兄眼中今日这样的“实证”
）见长的，可是敝系一些开“史学概论”
一类课程的中青年同事现在却极重诠释，鼓励学生多提“新观点”
，而并不注重史料，更不强调资料的原始性。
个人曾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不过确如螳臂挡车，全无效果，徒显不自量力而已（部分原因是敝系管理教学者是我的大学同学，通常以笑而远之的方式“处理”
拙见，但主要还是“大势所趋”
的学术语境所致）。
其结果，敝系学生许多并不会做“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历史这一客观的实在”
这样一种“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
。
他们会做并愿做的恰是将纪霖兄提倡的“对历史的主观释读”
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观点论文（最近东北方面正编辑全国各“史学文科保护基地”
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集，读者一看便知今日川大及其他学校历史系学生所长何在）。
且这一倾向并不仅限于本科生，许多研究生也走在大致相近的方向上；这也不仅限于敝系，某次我的一位学生在讨论班上陈述其按照我“依据史料把事情讲清楚”
的原则所写的论文，应邀出席的邻近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均指出该文只是“就事论事”
，没有讲出多少历史“意义”
，层次欠高。
这里所说的“意义”
当然偏向于“对历史的主观释读”
，可知追求这一取向者实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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