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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霖兄将其所见“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
的当前现象归咎于“乾嘉传统”
（他本人主张“惟有史家的个人解读、主观阐释，才能激活”
死去的史料，“让它们说话，构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
），提示了一种历史地思考现存问题的取径。
以乾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正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
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
而走向衰落。
乾嘉大师戴震（及后来的焦循、阮元）虽有建立理论的努力，其理论却终因汉宋学术认同的问题与其时代的主流学术脱节。
且真要以“义理”
为学术评判标准，则戴震等仍远不如宋人。
王国维指出，戴震、阮元的学说虽然是“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
，其学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
。
[3]所谓“幽玄高妙”
，即“宋学”
所长的“义理”
，也就是“汉学”
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道咸以降兴起的今文经学、诸子学、佛学、理学以至西学，都有一个清代汉学不具备的共同特点，就是讲究“义理”
。
故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
者）都特别重视“义理”
。
章太炎早年便主张“学问以语言为本质”
，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
。
他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者”
。
蒙文通也认为清儒“以治经之法治诸子”
，实不高明，远不如中唐以后之“异儒”
以“从事诸子之法”
研读六经，反能见经中的义理。
他们虽然各受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的不同熏染，却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义理的重要还在乾嘉学者最看重的语言文字之上。
这正是关键所在，既然义理为重，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汉学”
就不得不逐渐从中央退居边缘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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