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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中国史学的长处与不足恐怕都仍然多在“幽玄高妙”
一面。
对今日的学人来说，前述那些“新宋学”
大家的学术不仅不“虚”
，恐怕已“实”
到难以企及的程度。
纪霖兄便注意到，如今一般人对陈寅恪多见其史料熟悉和考据本领了得，即是明证（纪霖兄自己则强调陈的高明在于其对历史有“大识见”
）。
研史者自然都知道提高史识要比积累史料更难，郭沫若等人当年大约自认有唯物史观这一有力武器可胜过陈，所以才提倡年轻人在史料方面赶超陈寅恪。
这其实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他们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自己的长处在“理论”
（通常专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短处在史料的熟悉和掌握。
稍聪明的学者当然都知道扬长避短，所以，那一代多数史学研究者基本是在发挥“理论”
长处的方向上努力。
“以论带史”
（甚至“以论代史”
）观念的提出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注意：许多争议侧重的并非“是否”
要以论带史，而是“怎样”
以论带史），都提示着重理论轻史料倾向的长期存在。
此风至今犹存，不过所用的“理论”
已不那么单一了（基本仍是西来的）。
今日研究评论王国维、陈寅恪者固多，真正学习其治学方法的实少。
所以“史学评论者”
对陈等的学术定位如何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其治学方式是否能够传承并由后之学者“变而后大”
。
依我僻陋的观察，今日学人主动愿学陈的“史识”
者诚众，而向陈的“史料”
积累方面努力的甚少（当然，今人对“史识”
的认知可能与陈寅恪的大不一样）。
针对当前全国学风的实际状况，我们的史学仍须发扬更老的前辈学者注重第一手资料（包括田野调查资料）的优良风气，特别注重培养青年学者能落实到实证的扎实学风。
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所谓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对史学来说，尤其是对初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尝试“由实入虚”
不迟。
在学术面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得到提倡之时，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许多（每篇论文的字数也多得多）。
其实，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影响中国的西方史学本身就具有多歧性，当时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各相关社会科学方法在治史上的运用，这导致从狄尔泰（Dilthey）、克罗齐到柯林伍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自然科学的不同。
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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