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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义理的倾向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的影响甚大，当时人多欲寻求对历史的规律性解释。
1903年，日人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不知为何突然在中国出版了至少6种译本，足见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之大。
《游学译编》杂志在1903年第4期介绍该书的广告中说：“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
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
[5]今日治史能“钩稽事实”
进而“发明体例”
者，恐已非寻常之辈，但时人所要求的却是“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
，清晰地凸显出当年“新史学”
追求的境界。
唯那样的“原则”
究竟如何，实相对空阔而有较多发挥的余地，到今日也还很难说得清楚。
20世纪初的“新史学”
从一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为目标，这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虽或隐或显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
就是许多向被视为最重实证的民国考据史学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其实也处在“务为前人所不为”
的道咸以降“新学”
风气笼罩之下，贬斥乾嘉而推崇宋学，更希望创立注重义理的“新宋学”
。
[6]不过，叶德辉已指出：学风的转变“由实入虚易，由虚入实难”
。
[7]王、陈等人是“由实入虚”
，故能兼具汉宋两学之长。
但没有实证基础就直接进入“义理”
阶段的后辈学人，便很容易不自觉地走上游谈不根之路。
实证性的考据本身需要长久的基本功训练，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和心细如发的观察力，实际做起来很不轻松。
而“新宋学”
所提倡的“幽玄高妙”
标准却不那么明确清晰（许多看上去成体系的论说，其实际的高下真可以万里计），故最为想象力丰富而基本功不足且创造欲甚强的少年所喜好。
上焉者或如陈寅恪在1935年所见：“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
[8]下焉者便如章太炎大约同时所说：因“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审观，而又耻其不知，故不惮所为妄论以摧破之。”
[9]
太炎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已注意到过分强调义理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
，因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
，只能少讲；而对于民国新史家多较推崇的《史通》和《文史通义》，太炎感其“只以供人大言，而于历史知识书不具”
，故史学仅选《通鉴纪事本末》为教材。
[10]这两项抉择皆带有明显的由义理向实证回归的意味，但在学术风气形成之后，又处于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民国趋新大势之下，像章氏这样的“旧人物”
是无法独力回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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