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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
入民国，则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已不习“历史”
，即使如太炎等少数人习之，也不能形成今人所说的全国性思想言说（discourse）。
少数人所习的“历史”
不为大家所接受，自然不能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
余家菊稍后观察到：
全国是非淆乱，大小颠倒。
只有势力上的趋炎附势，没有真值上的佩服钦仰。
得势则剧盗可以受万众的膜拜，失势则党魁不免为党徒所笑骂。
中国十年之乱，非由于武人跋扈，非由于政客播唆，乃由于无一能领袖群伦之人；非真由于无人能领袖群伦，实由于群伦不肯为人所能领袖。
彼此年龄相似，势力相似，德望相似，于是不肯相下、群雄不并立的现象，大之如一国的政治中心，小之如一校的学生集会，无不皆然。
[24]
在政治方面，社会学教授许仕廉到1926年也有类似的观感，以为“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
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
。
[25]但余家菊的观察更为深刻，即在无人能领袖群伦的表面现象下，隐伏着政治、思想、学术等全方位的典范转移——由于全社会都不习章太炎所说的“历史”
，即使有各方面的人才，“群伦”
也不肯为人所引领。
而全社会都不习“历史”
的现象，无论有意无意，均体现出一种思想权势的转移。
张之洞曾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26]关于中国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典型的表述。
由此看去，思想权势的转移不但是民初国无重心这一整体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思想权势转移本身，又与社会权势的转移相关联。
世运明晦、人才盛衰所反映的，正是社会的变迁。
中国人既然六七十年来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说明中国的社会重心是到近代才没有的。
章太炎对中国失去重心的解释虽颇为深刻，仍只见到问题的一面，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失去重心的现象，还须从其他方面去认识。
前引胡适对近代中国一事无成的解释，虽不那么妥帖，却已提示了新的诠释途径，即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原因。
这个问题近年由余师英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人的社会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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