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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
与“吾曹少年”
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
，要誓为宗国去之。
这里也同样呈现出一种过渡与独立的倾向。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因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已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
。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
谓其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
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
在民为蠹，在国为虱”
。
[50]
梁氏的观念很得另一个读书人林白水的认同。
林氏在1903年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
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
林氏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
了。
次年又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
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
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为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51]读书人在“现在”
的无用，提示着传统的士人不能因应新的形势。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
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
，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
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
“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
不过，梁氏主要是自责，他仍以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
。
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
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
。
[52]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的确是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
，恐怕已更多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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