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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义词。
从士转化为知识人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
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人之时，上一代的“遗士”
有时也不免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所覆盖。
反过来，早期知识人的心态和行为上，又处处可见士的余荫。
知识人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首。
在四民社会中，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统”
和“治统”
的重心，集议政与参政于一身。
四民之首的最重要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以“通上下”
。
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保持有机联系的最重要渠道。
故像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
今既被废除，道统和治统已基本疏离，新学制产生出的现代知识人既然在社会“自由浮动”
，大部分人只想议政不欲参政，通常也只能议政而不能参政。
一小部分人干脆走进了象牙塔，疏离于大众亦即农工商三民。
知识人与大众的疏离及道治二统之分，正是历史知识绝不逊于曾国藩、张之洞的章太炎就连在道统中也不能久居“中间主干之位”
的根本原因。
近现代知识人的观念与传统的士有同有异。
他们大体上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或者说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
传统的士的责任是务本，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远虑。
这一点，民初知识人也力图继承之。
但有一个大的区别：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
也就是说，士要直接参政。
而知识人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
，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但也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在象牙塔中不问世事。
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
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
，但确实是“五四”
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人“自己愿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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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初不论社会区分上的士与知识人还是思想区分上的新派与旧派，其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接近的。
像章太炎和梁启超那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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