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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新转旧:旧派人物反戈一击的关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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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经趋新的旧派何以要中途反戈一击?过去的诠释因多忽视许多旧派人物曾经历过一个由新转旧的过程,且不甚关注其内心世界与真实思想,尚嫌不够全面。
关键在于,旧派一度是在逆朝廷的意旨而行,冒有直接的政治风险。
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晚清政治是否开放和自由到使地方绅士完全可以公开逆朝旨(在湖南更包括当地抚宪的意旨)而行呢?对这一问题的肯定答案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则这些人的勇气从何而至?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这是认识戊戌湖南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
今人皆知变法的结果,但湖南新政的反对派当时并不知道。
他们也许了解一些帝后之争的信息,却不会很清楚。
至今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湖南旧派与京中的“后党”
有什么直接的联络(实际上他们与“后党”
大员的关系完全比不上湘抚陈宝箴),也未见证据表明湖南旧派与偏向旧派的湘籍京官有电报联络,而书信联系在当时根本无法跟上事态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直到政变前夕,帝后党争的不可调和性才较为人所知;在那之前,一般京官也实难预见事情的结果。
所以即使偏旧的湘籍京官与湖南旧派有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后者所得的信息也应该不足以支持他们公然与朝旨对着干。
特别是前引叶德辉在政变前夕还歌颂裁减机构罢黜冗员的举措,既说明他们与帝党的一些观念本接近,也表明他们或不了解京中的帝后党争,或了解也并不据此来调节其行为。
戊戌时湖南旧派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这一行为,应该有更具说服力的诠释。
美国学者刘易斯曾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守旧的湖南士绅指斥康有为的思想为异端,是要想通过此举维护一直在他们控制下的社会秩序。
但因其将自身的特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们的道德权威有所削弱。
当一个陈腐的价值体系开始失去效用时,他们转而越来越多地投入经济实业,借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并抵制西力的入侵。
[49]这一观点太偏于理想型,除了发展工商业以抵制西方的经济入侵这一点外,其余均难从时人言说中找到明确的依据。
实际上,直到戊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经营实业在湖南仍是得不偿失的。
湖南旧派士绅对工商业的社会效益(即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功能)是否能具有那样的理论性前瞻眼光,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至于说湖南新旧之争“是维资本主义之新还是护封建主义之旧之争”
[50],就有明显拔高昔人的倾向。
未受马克思主义熏染的湖南新旧两派那时是否有明确甚至隐约的“主义”
意识,尚未见任何人引用直接的证据。
即使确认新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尚存疑),主义之争的观点仍难解释何以旧派多一度参与新政然后才反戈一击这一事实。
特别是旧派多在政变前后持续参与工商方面的建设(这应与资本主义最直接相关),却激烈反对显然更接近“封建主义”
的公羊学这一现象,似乎提示着截然相反的诠释,即旧派尚能接受某些资本主义事物,却不能容忍“封建主义”
中对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破坏的因素。
皮锡瑞的学生李肖聃曾提出一个具地方意识的思路,他在为苏舆的遗集作序时说:丁酉时“湘学始衰,粤人来教。
素王改制,托齐学之微言;赤乌传书,张纬候之异说。
时长沙祭酒主持楚学,郋园吏部抵斥康生。
君奉手从师,低头事友。
裒其辨学之作,都为异教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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