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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新青年》的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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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正如胡适后来总结的，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
[5]用余师英时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
。
[6]而在接收者一面，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
（大众中的多数人，那时恐怕不看小说）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
文学革命无疑给看新小说的边缘读书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
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
而立说接受双方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与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盖“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
；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
，故能提出“民主”
与“科学”
的口号。
两人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也颇能互补。
胡适原本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
才能成功，所以态度平和，在发表其主张时，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
；而陈独秀则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的气概。
胡适自己也说：若没有陈氏这种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
[7]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去考察立说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胡陈合作的意义尚不止此，更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discourse）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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