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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菁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
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
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
[8]
胡适其实早就认识到梁所指出的弊病。
他知道，要“输入新知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
。
但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
。
在胡适看来，这就是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
的根本原因。
东洋留学生的学问并不见得高于西洋留学生，就西学言肯定还要差许多，但东洋留学生都能“著书立说”
，所以有影响；而不能“著书立说”
的西洋留学生，在中国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中，就只能“寂然无闻”
了。
[9]
梁启超所说，当然更多是晚清的现象。
入民国后，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显然比前增多。
问题在于，像胡适这样有意想要参与的西洋留学生，也常觉参与无由。
他曾深有感慨地指出：“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
[10]其实杂志不是完全没有，但印数少而流传不广。
胡适与朋友们的讨论，即使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eseStudents’Monthly）上，也只有留学生自己看。
这样，就算有参与的愿望和行动，也多是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11]，就是与国内的知识菁英，也没有多少沟通。
从这个角度言，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无意中起到了使胡适和其他学生“能出所学以饷国人”
的作用，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言说中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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