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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引述，胡适曾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提高“大众所酷好的小说”
的地位；而看小说者的地位，当然也随之升高。
如今不仅读者的地位提高，作者的门槛又大幅降低，能写字者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
。
这样的主张既然适应了近代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人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
但边缘知识人虽常常代大众立言，却并不是“大众”
本身。
从接收者一面整体看，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
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菁英知识人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菁英分子说法的“文言”
，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
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
的思想观念，其实不十分站得住脚。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
那些关心“皇帝太妃”
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
，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
，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
了。
这就揭示出，关于文学革命“成功”
的认知，从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开始，就已有些迷思（myth）的成分。
胡适等人在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菁英的关怀。
文学革命实际是一场菁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菁英分子和想上升到菁英的知识青年中间。
新文化运动领路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
疏离的趋向。
这个现象在当时或尚隐伏，然其蛛丝马迹也已开始显露了。
原刊《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5期
[1]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37页；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8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2]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5期。
[3]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7页，上海，新月书店，1928。
[4]陈独秀：《答适之》（1923年1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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