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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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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林纾与蔡元培的笔战,是民国初年新旧之争的一次象征性事件。
一般均认为此事是以蔡胜林败为结局的,当然也就是新战胜了旧。
这个看法,最多只有一半对。
从思想观念的视角看,恐怕应该说是林胜了蔡。
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只要细看蔡元培对林纾的驳论,便可见蔡无非是一一力驳北大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错误”
,却甚少指出林氏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详后)。
实际上蔡在驳林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
此虽是论战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争论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对方的观点,而无自己的立论,等于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
如此,则即使胜了战斗,也是输了战争。
的确,林蔡之争不仅凸显了民初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新旧杂处而相互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界位置错综、角色倒置的现象,而且提示了民初的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
我们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几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
但过去对林蔡之争胜负的认知,显然已说明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之全貌。
倒是从社会史意义上看,蔡胜了林才确实代表新胜了旧。
但恰恰在社会史意义上,蔡要胜林,其实根本不必论战。
因为蔡元培的“社会资格”
,无论新旧,都非林纾所能比拟。
可以说胜负在论争之前就已“确定”
了。
本文试从思想史的社会层面着手,换个视角考察和诠释林蔡之争,以期能在社会的大框架里为这一思想论争定位,最终希望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
[1]
林纾之所以在社会学意义上被战败,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个人身份有些尴尬。
林是前清举人,以功名论,不过小儒一个。
后之成名主要靠两端:一是古文作得好,被许多人认为是清季桐城文派的一个殿军;一是大译西人小说,流布甚广。
但在新旧不两立的民国初年,这两端本身已非十分和谐。
林氏的认同危机,也正隐伏于此。
若论中国小说转向以西方为本位的典范转移(paradigmshift),林氏正是始作俑者。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纾。
小说在中国由士人不屑的“小道”
而被提上台面,也是林氏的功劳。
以前的文人写小说,都不署真名。
林纾虽以古文名世,译小说却肯署原名。
概言之,“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
。
[2]也在同一年,林蔡新旧之争事过已数载,心境已较为平和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胡适也曾下定语说:“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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