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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两皆不以为然，视之为“猪头问题”
，但他第二天仍为此事“往与守常商量”
。
[97]
随着事态的发展，胡适很快发现，北京同人因陈独秀的动怒似乎对他有些“误会”
，于是在1月22日给北京同人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特别附上他给陈独秀的原信和陈独秀给陶履恭的信，以说明情况。
胡适在信中不得不两次说“我并不反对独秀”
和“我也不反对《新青年》”
，他不过盼望《新青年》像陈独秀说的那样“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
这里的《新青年》，当然是特指，即那个已经转向、而北京同人此前并未特别支持的《新青年》。
胡适表示，他现在“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盖正因刊物“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
，故北京同人未曾多做文章。
他要求各位同人对他的建议“下一个表决”
。
[98]
这一次，各人意见很不一致。
此前的研究者未能看到上面那封陈独秀“误解”
的原信，所以影响了对胡适建议和其他同人反应的理解。
现在此信“出现”
，很多事情都更清楚了。
基本上，虽然多数人不无保留地赞同了胡适移京编辑的意见，但都强调了任何处置都应坚持陶履恭所说的不能“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的原则。
团结体现在“精神”
上，这一用语相当有分寸，尤其周作人和鲁迅都指出了“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
的现实。
[99]胡适此信及北京同人的各种反应，过去都能看到，也早有人使用，就不在这里详细引述了。
随后胡适在2月6日致函陈独秀说明情况，陈独秀在2月15日复信，说“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
，算是为此事划上句号。
[100]或许是胡适的解释澄清了误解，或许是分裂已成事实，陈独秀此函虽仍有一些不和谐的意思，口气却相当温和，大概也是在试图维持彼此间“精神之团结”
。
他当然知道“分裂”
的实际后果，在同一天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中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
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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