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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五四”
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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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分裂和停办，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鲁迅后来说，“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
，1920—1922年间的北京，“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
随后崭露头角的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但“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
。
[102]新文化运动本发源于文学革命，使“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
[103]，曾是《新青年》多数同人的愿望。
“文艺创作”
的淡出，与《新青年》的分裂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过，《新青年》的当事人虽然实际分裂，其“精神团结”
确实仍在维持，即使在已经成为中共刊物之后亦然。
老朋友间的感情也并未改变，这次新出的信中还有好几封此后陈独秀给胡适的信，充分体现了两人思想虽渐不一致，友情仍继续维持。
同时，这些信件表明，胡适、沈雁冰和汪原放等人的回忆文字，已大致梳理出事情的脉络，却未被看重，研究者也不怎么引以为据，很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胡适曾强调，影响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民初的文学革命思想，就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
。
历史事实的形成，“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
，其解释自不能太单一。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
，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
。
[104]同理，《新青年》的转向和同人的分裂，也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
。
我们久已习惯于把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视为“整体”
，其实不然。
尤其很多时候并存着不止一个代表性倾向，各倾向间可能还存在着紧张和冲突。
这些倾向彼此相互关联，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却不必就是整体本身。
任何代表性倾向自然与当时当地的人心所向密切关联，体现出当事人关怀的重心和变化，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但在充分关注代表性倾向的同时，读史者也不能让倾向之外的各种内容溜过去。
在这次新出的信件中，还有一封钱玄同1921年2月1日致胡适的信，是在胡适要求同人“表决”
关于《新青年》是否移京编辑之后所写，他在表态之余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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