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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长蒋梦麟慨叹道：“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
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
近年政治愈趋愈纷乱，教育界“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已渐渐暴露了。
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
了。
[56]此前他和胡适联名的文章说，“五四”
当时他们希望“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而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
。
[57]两相对比，这里所打破的“‘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
，就有具体所指了。
另一方面，“五四”
当时就有人认为学生运动“是‘目无师长’。
此端一开，做官也做不来了，做校长教员也做不来了，做父母也做不来了”
。
老师辈的沈仲九还特地为学生辩护，指责这些反对者“不晓得‘人有自主自动的人格’和‘人民是民国的主人’”
。
[58]但联系到蔡元培几年来关于学生应该“自治”
的反复申说，部分学生终因过分“自主”
不能“自治”
而走上“目无师长”
之路，恐怕也是让蒋梦麟等感觉教育“日暮途穷”
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作人在几乎同时便说：“‘五四’以后，教育完全停顿，学校有不能开学的形势。”
[59]这感叹大概同时包括经费和学生等各方面的问题，且他的表述并非专论“五四”
与教育的关系，但这无意之中的随口一说，可能正反映出他的心声。
这些“五四”
时的老师辈，以及那些参与北大讲义费事件但终于向不惜辞职的校长让步的学生，看到大学校园内外的教育现状（包括校园外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和校园内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似乎都很容易想起刚过去没几年的“五四”
。
对他们而言，“五四”
恐怕像一个涵盖极为复杂的符号和象征，很难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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