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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进一步认识“五四”
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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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五四运动”
一发生，很多人就感觉到其划时代的意义。
前引恽代英所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
是几年后的事，而黄日葵在1920年初就一则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
，再则说“自从‘五四’之后”
；那时距学生运动不过几个月，他却明显感觉到什么都不一样了，就连外国也“上自一党的党务，下至个人的事业”
，都在这一年开始之时，“陡然呈活泼泼的现象”
。
[60]外国是否真有那些变化且不论（恐怕更多是黄氏自己心里动，所以看着外界也陡然活泼），这样的心态却很能体现不少人心目中“五四”
带来的即时变化。
学生辈对当下的感觉似更敏锐，罗家伦对那几年的“分期”
就颇为细致，以为“欧战以后，中国才发生‘批评的精神’；‘五四’以后，中国才发生‘革命的精神’”
。
而“要救中国，就靠在这两种精神上”
。
[61]若中国的“革命精神”
始自“五四”
，则其言外之意，不过十多年前的辛亥鼎革，便算不上“革命”
，或只是一次没有“精神”
的革命。
也许是民国二三年后国人对“尝试共和”
的失望太强烈[62]，致使青年读书人在记忆中抹去了不久前的武力革命；更可能的是，一个兼具批评和革命精神的“五四运动”
之所以能出现，已反衬出此前的革命即使存在也几乎是有等于无。
老师辈关于“五四”
的历史对比，则多直指向辛亥革命前后。
陶履恭就说，清末也有学生运动，但“学生运动成了弥漫全国的‘精神唤醒’，总要算是在‘新思潮’发生已后。
他的诞生日，就是民国八年五月四日”
。
[63]沈仲九则提出，清末“改革的事业都是由地方而中央”
，那时北京学生的表现“是不及各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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