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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8月10日把路易十六赶出图伊勒里宫的起事者变成了：
几乎都是一些最下贱的人……或者是那些操下贱行业的顽民，杀人不眨眼的好勇斗狠者和妓院小厮……来自各处的无法无天的冒险者，马赛人和外邦人，被驱逐出境的萨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2]
直到今天，还有人像泰讷那样把上述的以及类似事件的参加者一般称为：“暴民”
“最下贱的人”
“土匪”
和“强盗”
。
[3]
另一方面，密什勒和共和主义传统的维护者用完全不同的字眼称呼革命群众。
每逢革命群众提出或似乎提出革命资产阶级的愿望时，他们便被认为是人民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美德的体现者。
在密什勒看来，巴士底监狱不是必须以武力才能攻破的堡垒，而是罪恶的化身，不可避免地要被体现着美德的人民所战胜；“巴士底并非被攻陷……而是自己投降的。
它那罪恶的心灵受到谴责，它自己已经感到完全绝望。”
谁攻陷它的呢？“人民，全体人民”
。
同样，在10月5日，当革命领袖们正在为危机寻求解决办法时，他说：“只有人民才能想出补救办法：去把国王找回来。”
妇女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决不仅是偶然参加而已：“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无疑就是妇女们。”
[4]路易·勃朗对群众的评价虽然没有密什勒那样热情洋溢，但也相差无几[5]；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激进派教授奥拉尔，尽管措辞十分谨严和引证十分丰富，但也具有同样的传统：“整个巴黎都站起来了，武装起自己，攻陷了巴士底监狱。”
[6]
虽然这两个敌对的学派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编纂和教学有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卡莱尔惊人的想象力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教师和教科书作者发生的影响也许更大。
他用多种多样的辞藻来描绘为大革命所解放出来的，构成革命每一个决定性阶段的积极因素的社会力量：“激怒了的国民猛虎”
“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
“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
“席卷一切的火葬……世界的死亡之鸟”
，等等。
从这一切描写看来，卡莱尔郑重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企图对法国大革命作更精确的分析就不足为奇了：“千万不要试图估计和衡量这一无法衡量的事件，为它作什么说明和把它化成僵死的逻辑公式。”
[7]
尽管这些说法差别很大，所发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却都贯串着一条共同的线索：不论革命群众被泰讷和柏克说成是“暴民”
或“卑贱的乌合之众”
，或被卡莱尔说成是“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
，或被密什勒和奥拉尔说成是“人民”
或“整个巴黎”
，这些作者全都按照个人的好恶或偏见，把革命群众看成是不具体的抽象概念和善或恶的化身。
我们对此也许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在这些作者多数所属的19世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于政治方面或思想意识方面：19世纪20年代的君主立宪派如米涅和梯也尔是如此，那些受到1848年二月革命鼓舞的人如密什勒和路易·勃朗等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愤愤不平的自由主义者如泰讷还是如此，甚至如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激进派奥拉尔也未能例外，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尽管他们对于革命传统的态度和大革命的领袖或牺牲者的爱憎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却全都惯于“从上层”
[8]——也就是从公安委员会办公室、国民议会或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或者革命报纸专栏文章的角度来观察历次事件及其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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