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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他们看不见有血有肉的革命群众，使革命群众的面貌随着革命领袖、他们的批判者或拥护者的兴趣、见解或理想而改变，因为群众的呼声是很少反映在政治家的演说或者小册子作家及新闻记者的文章中的。
然而，近50年来，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有可能用比较公正，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来接触这一问题。
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手的新档案材料；虽然有时是这种情形，但是至少就巴黎来说，情况却正好与此相反：密什勒和恐怖时代的历史学家莫提梅-泰诺曾经利用过的重要史料后来已经被毁。
促使历史学家为新问题寻求答案，并由于这种探索的结果，而促使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大革命史的，毋宁说是20世纪新的社会标准和新的问题。
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构成无套裤党人的群众成分——农民、工匠、帮工和一般劳工——已经作为具有自己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各个社会集团开始出现，他们的行动和态度再不能被看成仅仅是首都知名的记者、律师、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演说与命令的响应或反映。
对于大革命的这种新认识——由下而上所看到的——首先表现在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本书尽管题目就带有倾向性，却得到当时担任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奥拉尔的极大赞扬[9]。
此后五十年中，亚尔培·马迪厄关于1792年至1794年间巴黎社会运动的著作[10]，拉布鲁萨教授关于18世纪物价和工资的著作[11]，特别是乔治·勒菲富尔教授关于农民、革命群众心理和1789年革命动乱的著作[12]，都大大扩充了这方面的研究领域。
如果没有这些著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和提供新的动力，我也许不会想到写这本书。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因为有适当的文献资料可供利用。
显而易见，参加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像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他们很少以书信、小册子、演说词或会议记录等形式留下关于他们的活动和愿望的永久记载。
还有，巴黎的情况是，1871年的大火焚毁了大批市政和财政档案，因此我们丧失了一个宝贵的资料来源。
如果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就可以提供有关工匠和小店主的收入、税额及流动资本的可靠材料，而巴黎无套裤党人中最富有斗争性的分子正是来自这两种人。
不过，我们还保存着一项重要的，对本书的写作也许是更为可贵的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和巴黎警察总局的警政档案，这就是本书所依据的主要文献。
18世纪法国的警察制度远比当时的英国发达，因此留下了丰富得多的档案。
此外，警察的反复审讯的方法及其传统的审讯笔录，为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案犯职业、住址、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和以前犯罪记录的详细材料。
50年前，亚历山大·图埃特伊和马瑟勒·罗夫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些案卷作为社会历史资料来源的巨大价值[13]。
然而，不知为什么，马迪厄和他的学生却忽视了这部分资料[14]，直到近年来史学家才重新注意到这些档案。
在本书中，我大量引用了1787年至1790年间巴黎市警察局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5]和1790年至1795年间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6]，并部分引用了1793年至1795年间治安委员会的同类报告[17]。
这些文件帮助我们对发生在巴黎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的若干次群众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而过去的史学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注意得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使我们能够对于参加这些运动的形形色色社会分子作更加全面和更加清晰的描绘。
当然，它们只涉及一小部分参加者——被逮捕、被杀害、受伤或者被人向警察告发的人——但是，从这方面得到的一些代表人物，却常常足以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推出一般的结论。
不过，关于这段时期主要革命运动——1789年7月、1792年8月、1793年5—6月和共和国三年牧月暴动以及四年（1795年）葡月暴动——的参加者，我们就必须另外参考其他资料来源：巴士底监狱攻克者名单[18]、1792年8月申请领取恤金[19]和1793年6月申请领取从军时间损失补偿金的申请者名单[20]，及专为审判牧月和葡月起事者而成立的军事法庭的记录[21]。
当我们从这些记录中或多或少地看清楚革命群众的构成时，我们反而更难断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和导使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参加这些运动的动机（也许这并不足为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警察局记录和那些回忆录作者、记者、国民议会代表以及政府报告人通常带有倾向性的记载相比，仍是一种丰富得多的资料来源。
除去上述警察档案以外，另一种宝贵的资料来源是由希米特、卡隆和奥拉尔分别编纂的，从1792年至1795年巴黎公社、中央警察局和内政部警探的报告或舆论调查[22]。
这些报告是关于小有产者以及工资劳动者特别对于那几年各种事件反应的一座资料宝库。
关于早期，还没有和它们完全相等的资料，虽然关于革命爆发前夕和爆发时的资料，哈代的日记手稿比它们更有价值[23]。
此外，警察的调查报告对于在本书中起有重要作用的物价和工资变动情况来说，是一个有用的资料来源。
不过，这方面的主要来源是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12和F13类中发现的各种统计表和一些不常有的材料[24]。
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加以整理和在研究共和国二年情况时充分利用过的1789年的《陈情表》（cahiersdedoléances）和1790年至1795年的巴黎各区文件[25]没有被充分地利用，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知道，绝大部分暴动者和起事者来自其中的无套裤党人，在起草《陈情表》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巴黎尤其少。
此外，在1792年8月以前，他们在各区的群众大会和各委员会中也很少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而只是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这一个短时期内起过主要作用；但这段时期，由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除1793年9月是特殊的例外，在巴黎，是一段唯一没有发生群众政治骚乱的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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