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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两季谷物、面粉和面包的缺乏和价格飞涨。
3月初，巴黎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11苏半，到4月末便涨到13苏半。
粮食暴动已经在波尔多、第戎、都尔、麦茨、里姆和蒙托榜等地爆发——紧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历史上称为“面粉战”
的特别**。
**从一个市场扩展到另一个市场，采取了由群众控制小麦、面粉和面包价格的形式——面包价格一般被规定为2苏一磅，面粉20苏一蒲式耳，小麦12法郎一塞第（等于200千克）。
4月27日，**从首都以北20英里的瓦兹河畔的博蒙开始，29日扩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圣月尔曼，2日蔓延到凡尔赛，3日蔓延到巴黎城。
巴黎中央面粉和面包市场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区面包商不是被抢就是被迫廉价出售面包，直到军队开出来才恢复了秩序。
**接着沿塞纳河和马恩河流域向东和向南发展，在布里埃的市场和乡村中继续了好几天，9日发展到加提讷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里），10日在米隆附近逐渐平息[81]。
这些暴动使人们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惊人预演——特别是对于主要商品的群众限价或群众平价，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
但是，这些**还远不是为了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是对于一种新式主张提出严重抗议——这种主张就是放任食物价格上涨到它们的自然或市场水平，而不从社会正义的考虑出发来加以控制。
运动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也许不足为奇。
这基本上是一次工资劳动者、工匠和乡村与城市贫民的运动——无论是资产阶级或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参加。
然而，它使政府和“上层”
阶级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12年后，曾经目睹巴黎市场和面包店受到袭击的哈代，谈到当时有再度出现1775年5月场面的危险[82]。
至少在巴黎，这次运动是旧制度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
以后的12年是粮食价格和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的时期[83]。
哈代所记载的大部分是反对新建关卡的抗议，有些是市场上的关于肉类和木柴价格的不满，还有一些是表现反教会情绪的突出事件[84]。
尽管中央市场和郊区居民的平静仅仅是表面的，但他们并不比同时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区的英国人更倾向于暴动和骚乱——这些英国居民曾经因反对瓦尔波尔制定的消费税和烧酒法案发生暴动，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过“威尔克斯和自由”
的口号。
无论如何，巴黎同伦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为有效和权力集中的警察系统，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装供其调遣。
伦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权力有限，镇压机器分散而指挥不灵，因此，几乎常常无法阻止暴动和骚乱。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总局局长的管辖范围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区，48名警务委员则分别掌管全城各区警务，他们拥有对付犯罪和民众骚乱的雄厚实力。
这些武装包括150名法警，接近于1000人的三连巴黎近卫军，以及300到400名警察。
总括起来，他们可以直接指挥1500人左右，此外还有5000到6000名法兰西警卫军、瑞士警卫军和枪兵的预备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首都——可以在紧急时调动[85]。
虽然这些联合起来的武装力量远不如后来革命当局能够调动的武装力量强大，但只要他们仍然效忠于政府和地方官吏，他们就是一支比伦敦治安推事所能随便调遣的队伍实力雄厚得多的武装部队。
所以，当1780年6月戈登暴动爆发，伦敦大部分地区有好几天一直被“反罗马教皇”
的暴动者控制时，法国观察家就有资格扬扬得意了。
例如塞巴斯梯恩·麦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评论伦敦骚乱时写道：乔治·戈登勋爵在伦敦造成的恐怖和惊慌，在巴黎这样一个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难以想象的[86]。
我们在事后都聪明起来，当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麦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写作当时，似乎也有其自满的合理根据。
但是，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各种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这种幻觉，并把巴黎人卷进远比前一世纪所经历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灾难中。
当时就连最聪明和最有远见的观察家都没有看出这种情况。
尽管这些事变的结果竟然没有破坏巴黎的外观[87]，然而却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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