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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书籍装订工人爆发了一次争取14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64]。
1785年，建筑业工人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结果赢得辉煌胜利：在几百名建筑工人和警察局长伦诺发生争论，其他工人游行示威要见布洛依宫里的国王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于他们的决定[65]。
第二年书商兼日记体作家塞·哈代报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马掌铁匠、锁匠、面包师和石匠等在内的规模更大的罢工运动[66]；同年，搬运和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宫廷宠臣发起的垄断竞争，他们去凡尔赛向国王请愿，引起群众广泛的同情[67]。
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夕，制帽工人又举行了一次罢工——各个对立的帮工协会都参加了这次罢工[68]。
如马瑟勒，罗夫所见到的，这些运动可能有助于1789年革命气氛的形成[69]，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一般还居于次要地位，工资劳动者最关心的往往是食物价格——特别是面包价格，而不是他的工资数目。
这一部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全国性的工会运动，尤其是因为面包在工资劳动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产者的支出中一样，占很大一部分。
1789年，巴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每日工资大约是20～30苏，石匠帮工可能挣40苏，而一个木匠或锁匠可以挣50苏[70]。
按照拉布鲁萨教授的说法，一个18世纪的法国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
所以，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包价格，在巴黎，一块4磅重的面包在“正常”
时期售价为8苏或9苏。
如果它的价格飞涨到12苏或15苏（或至20苏），显而易见，大部分工资劳动者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所以，如果他们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面包——而不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那就不足为奇；除去极少数例外，在革命期间也同样是这种情形[72]。
因此，当时传统的和典型的群众抗议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动而非罢工；在这种暴动中，不仅有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板参加，来共同反对农场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积者、粮商和市政当局。
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被证明是把组成大革命时期无套裤党的各社会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坚固的链条。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受着这种**的威胁。
为了平息这种**，当局曾拟定一套复杂的制度以保证郊区的磨粉商按时得到充足的小麦供应，巴黎的面包商按时得到充足的面粉供应——这种办法常常使粮食供应区本身受到损害，或者使粮食运往首都所经过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庄受到尽人皆知的损害[73]。
但是，这种保证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灾、冰雹、霜灾和交通不便的打击，或者粮食垄断者与投机者的侵吞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这套制度终于崩溃，抢购使面包价格猛涨并引起巴黎“贱民”
的愤怒暴动。
在1709年的大饥荒中，这种崩溃几乎是全面的，而且时间很长，以致有好几百人因饥饿而死[74]。
1725年8月，据达冉松侯爵记载，面包价格高过1709年，为了平息民愤（“当时巴黎已发生严重骚乱”
），将当时的负责大臣敦布里弗尔免职[75]。
1740年9月，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20苏，相当于一个非熟练工人的一天工资；人们向国王大呼：“发发慈悲吧！
面包！
面包！”
红衣主教弗劳里遭到一群愤怒妇女的攻击；比塞特勒监狱的50名犯人因抗议减少囚粮而群起暴动之后被枪杀[76]。
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绝给一个有扬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圣礼，引起人们愤怒的游行示威，面包暴动也就同时与这场示威结合起来[77]；6个月后，面包价格仍然高得惊人，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传单上写着：“法院万岁！
打倒国王和主教”
[78]，还是那个国王——路易十五——人们认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饥荒协定”
[79]。
范围更广而且也是使当局更加吃惊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邻近各省爆发的粮食暴动。
1774年8月，杜尔果被任命为财务总监。
他刚一上任时，在一般人眼中还没有什么丧失民心的特殊记录，事实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对头、修道院院长塔莱在他被任命以后不久，就受到了被圣安东郊区的人们焚烧肖像的侮辱[80]。
然而，使杜尔果在宫廷中的敌人高兴的是，他由于操之过急地把重农主义学说应用于粮食贸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给予他的宠爱：他于9月13日下令恢复粮食和面粉贸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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