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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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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上发生的剧烈**代表着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雅各宾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争夺政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巴黎，这直接导致作为市政领袖的贝野和拉斐德的失尽人心；但是，在国民议会中“立宪派”
的失败却由于战争爆发而推迟，直到1792年8月王室倾覆时才完全垮台。
从巴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马尔斯教场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级内部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几个月来社会不安和革命**的**，其结果是组织在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民主派成为无套裤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争夺政权的主要领袖们所不能忽视的因素，而他们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强维护的[1]。
在这一意义上，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本身应当被看作一个进程的顶点，并且像十月暴动一样，应当结合着它以前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来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的社会平静时期一直维持到1791年春天。
1790年6月的面包价格已经降低到11苏；不久以后，管制便解除了，面包价格自1788年初以来第一次降到8苏的正常水平[2]。
截至1791年8月——马尔斯教场**以后的一个月，面包价格始终没有显著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面包的价格或供应在刺激革命活动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发生在2月28日，当时，曾有人企图拆毁万森堡（它正在改建成为一个首都临时的装满犯人的监狱）的一部分。
“爱国派”
想到这座建筑物过去曾经囚禁过被“密札”
拘留的人，开始对这种改建提出抗议，1月28日，雅各宾俱乐部有人谈到由“一个郊区”
[3]进行有计划的攻击。
一个月以后，运动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其中有拆毁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举桑代尔为国民自卫军孤儿院区步兵营的指挥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处的地位一样，他们簇拥着他，强迫他带领他们到万森堡动手拆毁望楼。
然而不久，拉斐德带着1200人赶到了，他把桑代尔公开斥责了一顿，在圣安东区人们的嘲笑声中带着64个犯人回到巴黎[5]。
犯人被囚禁在贡西尔日里监狱，三个星期后在引起民主派轩然大波的情况下被释放；在民主派的活动中，桑代尔的辩护律师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皮瑞特·韦里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两季就不断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业和失业工人进行宣传并争取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在7月17日的大会上，这种激动达到了顶点，当时人们完全为了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呼吁书上签字这一政治目的而从城市各区聚集到了一起[7]。
整个这一时期，在巴黎的无数被捕者中间，失业者所占数目之庞大令人惊异，其中有些人来自市政厅兴办的救济工场，他们是由于公开表示他们仇视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而被捕下狱的。
这说明在工资劳动者中间已经有某种政治觉悟，也说明在许多行业中间失业者的人数正在增长。
我们看到在这些失业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缝、理发师、家庭仆役、珠宝匠、装修木匠和编篮工人[8]。
同时，进入救济工场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贝野在1月的统计数字是24000名，到6月就增为31000名[9]。
除了要用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外，他们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经常是一种威胁：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反革命阴谋的现成工具（甚至像马拉等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10]）；他们在关卡上时常和税务人员发生冲突（当局仍然希望保持这种关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万森堡进军的这一类事件也会引起公众的不安。
简单地说，当局并不需要很多说服就作出了解散他们的决定：5月8日，贝野宣布关闭巴士底工场的决定，这里的工场从1789年7月以来，经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宪议会颁布普遍关闭救济工场的命令，同时作了开办其他新工场以吸收失业者的某些空洞的诺言[12]。
工人们眼看就要丢掉仅足糊口的每天20苏的生活费，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巴士底的工人们虽然被军队驱散了，但是在以后几个星期里积极活动，争取圣安东郊区帮工对他们的支援[13]。
其他工场的关闭引起更大的**，在这些**中，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份不同的请愿书递到议会，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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